民族学考研元明清时代边疆民族政策_制度_王朝_升迁(民族学考研院校排名)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元明清时代边疆民族政策

元明清时代边疆民族政策

古代边疆民族政策，自秦汉历唐宋，发展到元明清时代，已经形成制度，即发展成为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是：元代形成土司制度；明代土司制度臻于完善，发展达到鼎盛；清代因大肆“改土归流”，削弱势力，土司制度渐次衰落；民国时，土司不少出境任官、做事，土司制度式微。

（一）元代边疆民族政策

元王朝，在前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施行政策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参用其土酋为官”之“土官”。文职有军民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武职有土宣慰司、土宣抚司、土招讨司、土安抚司、土长官司诸司。元代仅边远或山区长官司完全是以土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授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小首领官职后，即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等信物。土官皆世袭，其承袭、升迁、奖或惩订有规定，建立贡赋、征调之制。于是，土司制度形成。

1.“参用其土酋为官”

元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地方政权，对中上级地方政权实行“参用其土酋为官”之原则。根据史籍记载，举例如下。

文职：（1）路总管府或军民总管府土官。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以金齿归附官阿鲁为孟定路总管”[10](卷十八p383)。泰定二年 （1325年）七月，大、小车里蛮来献驯象，“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以土人寒赛为总管”[10](卷二十九p658)等。 （2）州土官。至元三十年（1293年），黔中蛮泊崖洞田万顷内附，“升泊崖为施溶州，以万顷知州事”[10](卷一百六十二p3811)等。 （3）县土官。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九月，“金竹府知府扫闾贡马及雨毡，且言：‘金竹府虽内附，蛮民多未服。近与赵坚招降竹古弄、古鲁花等三十余寨，乞立县，设长官总把，参用土人。’从之”[10](卷十八p340)等。

武职：（1）宣慰使或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八年（1281年），信苴日入觐，帝嘉其忠勤，“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后其子阿庆袭爵，授“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10](卷一百六十六p3911)等。（2）宣抚使。后至元元年（1335年），平伐、都云、定云酋长宝郎、天都虫等来降，即其地复立宣抚司，参用其土酋为官。”[10](卷三十六p825-826)等。 （3）安抚使。至元十五年（1278年）闰十一月，罗氏鬼国主阿榨、西南番主韦昌盛并内附，“诏阿榨韦昌盛各为其地安抚使”，等。（4）长官。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九月，中书省臣言“……宜设管军民司，以其土人……为长官。”[10](卷十七p366)等。

2.赐予诰敕印章等证件信物。

元代以前，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皆仅是赐封一个职官或爵位称号。自元朝始，授予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土官土司以后，需要正式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等证件信物。

（1）诰敕。“诰敕”，是元朝廷给土官土司的“任职证书”。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都掌蛮夷内附，以其长阿永为西南番蛮安抚使、得兰纽为都掌蛮夷安抚使，“授宣敕”[10](卷十七p366)等。（2）印章。印章是土官土司权威的象征，以此号令人民。元统二年（1334年）正月，云南土酋姚安总管高明来献方物，“锡符印遣之”[10](卷三十八p820)。（3）虎符。因为边陲土官土司有保境靖边的责任，故赐“虎符”，给予“节制军马”的权力。中统二年（1261年），“赐大理国主段实虎符”[10](卷四p71)。（4）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至元四年（1267年），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以阿奴版的哥等为喝吾等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10](卷六p116)。此证件与证明，起到朝廷与边疆民族地区交往联系畅通无阻的作用。

3.承袭与升迁。

元代土官土司，承袭须经朝廷允准，于王朝有功者奖励升迁，有罪者要议惩处，初步建立起各种管理办法。例如：大德八年（1304年），“以云南顺元同知宣抚事宋阿重生获其叔隆济来献，特升其官 （为宣抚使）”[10](卷二十一p457)；泰定元年（1324年），广西土官黄胜许为怀远大将军，遥授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致仕，“其子志熟袭为上思州知州”[10](卷二十九p652)。

4.朝贡与纳赋

土官土司是朝廷“命官”，应向朝廷朝贡与纳赋。例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一月，“提省溪、锦州、铜人等洞酋长杨秀朝等六人入见，进方物”[10](卷十七p368)。

综上所述，元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参用其土酋为官”的土官土司政策，又建立承袭、升迁、贡赋、奖惩等法规，使其进一步制度化，逐渐形成了“土司制度”。

（二）明代边疆民族政策

明朝在元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行“参用其土酋为官”的土官土司政策而形成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明朝实施大力推行土司制度政策，对土司制度的土官土司设置、授职、衔品、升迁、奖惩、贡赋、土兵等作了一系列规定，全面地完善了土司制度。在明朝中期以前的一百多年时间，是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在明朝的末期，征讨叛乱土司、削弱不法土司势力，开始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才渐渐走向势弱。

1.土官土司设置

明朝的土官土司设置，从湖广开始，渐次向西南展开，最后在东北边远的奴儿干地域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卫所土司。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与“大汉”皇帝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陈友谅战死，朱元璋胜后，湖广地区施州、永顺、保靖等地，“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皆先后迎降”，朱元璋“以原官授之”[11](卷三百一十p7982)，隶属于湖广。

据统计，明朝先后在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大小土官六百五十六家（土官属官及无品秩者未计入），大小土司五百零六家（土司属官及无品秩者未计入）。自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设置，在东北奴儿干少数民族住牧地区先后设置了五百多个羁縻卫所土司。

2.土官土司的职衔、隶属及信物

土官土司的职衔：土官的职衔，“明置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11](卷七十六p1876)

土官土司的隶属：明朝廷把土官土司分为文武职两类。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为武职，属王朝中央兵部，在省隶都司；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为文职，属王朝中央吏部，在省隶布政司。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官土司，完全纳入王朝统一的职官组织系统之内。

土官土司的信物：土官土司一经除授，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1）诰敕。朝廷除授土官土司的任命书。（2）印章。朝廷授予土官土司权力的象征。（3）冠带。明朝文武官员，按品级高低而授予冠带[11](卷六十七p1636-1637)。 （4）符牌。符牌[14](卷一百八p1621)是朝廷颁给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土官土司的联系证件与凭证。

3.土官土司授职与承袭及升迁

明王朝土官土司官职的授予，据史籍记载：“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11](卷三百一十p7982)“以劳绩多寡分尊卑之等差。”[11](卷三百一十p7982)“因其疆域，分析其种落。”[15](卷七十九p6)就是依据的这些政策和原则授予土官土司官职。（1）“即原官用之”。洪武元年“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颜遣使赍印诣平章杨璟降。二年……诏以伯颜为田州知府，世袭。”[11](卷三百十八p8244-8245)； （2）“以劳绩多寡分尊卑之等差。”永乐十六年（1418年）正月乙未，东北奴儿干“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征调，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16](卷一百九十p2045)（3）“因其疆域，分析其种落。”东北奴儿干少数民族地域“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11](卷九十p2222)就是依据归附少数民族大小首领的辖地大小、人口多少而授予官职。

明王朝时土官土司的承袭，作了“皆赴阙受职”“承袭人范围”和“承袭的办法”等一系列规定。（1）“皆赴阙受职”。明朝廷规定，凡土官土司亡故其承袭人须赴朝廷请袭。例如，洪武末，云南镇南州土同知段良病故，“嫡长男段奴，备马赴京朝贺告袭……”[17](卷上p109)。（2）“承袭人范围”。明朝廷规定，“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11](卷七十二p1752) （3）“承袭的办法”。为了防止作弊假冒，明朝廷制定了一些办法，如“洪武二十六年定，湖广、四川、云南、广西故团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14](卷六p123)。如不照规定，则不准承袭。例如，永乐时，云南浪穹县箭杆场巡检司土巡检字良故，“亲男字达，备马赴京进贡袭职，为无布政司官吏保结及无宗图随缴，拟将本人发回”[17](卷上p52)。

明代土官土司升迁的途径，主要有军功、忠勤、纳米、贡献四途。（1）军功。云南永昌府南甸宣抚司土官刀贡罕子落硬，“以征有功”，正统九年“升宣抚使”[18](p75)。（2）忠勤。云南楚雄高政之妻高纳的斤，“初为同知，永乐中来朝，时仁宗监国，嘉其勤诚，升知府。”[11](卷三百一十三p8072)（3）纳米。贵州安顺州同知阿宽，“景泰二年，遇例纳米升知州”[17](卷下p142)。 （4）贡献。万历十四年（1586年），播州宣慰“（杨）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帝命以都指挥使衔授应龙。”[11](卷三百一十二p8045)。

4.土官土司的“贡”与“赋”

明王朝廷把土官土司是否“进贡”与“纳赋”，看作是是否忠于朝廷的标志。明朝廷对土官土司“进贡”作了贡物、贡期、人数、违例的规定。（1）贡物。所贡为方物。（2）贡期。“每三岁入贡。”[11](卷三百一十一p8031)（3）人数。规定“其三年朝觐，每司止许二人。”[14](卷一百八p1618)（多数人是到省城后留下，只少数人能够到京城，能到朝廷的只有贡使了。）（4）违例。入贡“过期”或贡物“不及数”都是违例，违例则要受罚。“容美宣抚贡马及香，礼部以香不及数，马多道毙，又无文验，命于半赏。”[11](卷三百一十p7988)

明朝廷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土官土司“纳赋”，已制定了编户、自输、赋额、蠲免、折纳等一套政策和办法。（1）编户。纳赋限于邻近汉族地区的编户之民。广西庆远、南丹、宜山等地，“其杂处溪峒，顽冥不驯，即隶版籍，输赋谓之熟僮，否，谓之生僮。”[19](p2)（2）自输。对新归附者，听其输纳。例如：洪武初，贵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等来归，“赋税听其输纳”[20](p28)。（3）赋额。明朝统治稳固后，在民族地区规定了赋额征收。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乌撒乌蒙芒部为军民府而定其赋税，乌撒岁输（粮）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八千石、毡衫八百领。又定茶盐布匹易马之数。”[12](卷一百六十二p1)（4）蠲免。因灾荒歉收蠲免。因军功受奖蠲免。“永乐四年免播州荒田租”[11](卷三百一十二p8040)。 （5）折纳。交纳物品准许折纳。“西平侯沐春奏，丽江土民每岁输白金七百六十两，皆麼些洞所产，民以马易金，不谙真伪，请令以马代输，从之。”[11](卷三百一十五p8098-8099)

5.改土设流与众建诸蛮

土官土司势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鼎盛时期，但封建王朝的最终目的是要政治一体化，因此一有条件和机会即实行改土设流。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始改土设流，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1）对叛逆、犯罪土司改土设流。云南“鹤庆土知府高伦与弟纯屡逞凶恶，屠戮士庶，与母杨氏并叔宣互相残害。”正统八年（1443年）勘验，土知府高“伦等皆伏诛”[11](卷三百十四p8093-8094)，将鹤庆府改设流官。（2）对土官土司绝嗣无人承袭而乘机改流。广西上石西州土知州“何义护印亦故，无嗣，本宗别无以次儿男……成化十五年正月题准选除流官知州彭侃讫。”[17](卷下p111)（3）“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前任大万山长官司长官申世隆之孙申俊，宣慰使田文雅举保到部，永乐间除授都儒五堡三坑等处巡检司巡检。“景泰四年，三司又保嫡孙申秩承袭，本部仍参不系世袭，三月二十九日奏准发回为民。文选司缺册内查得成化十年七月除流官朱光。”[17](卷下p141)

但在当时尚未具备全面进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只能施行“众建诸蛮而少其力”之策，土司多，则势力小。例如：广西田州、思恩两土府，势力很大，凶杀不已，明朝廷派兵镇压后，采取“众建诸蛮”政策，将其原来的广阔辖地划分为若干小片，设立许多小土司，分而治之[11](卷三百十八p8243-8252)。

明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理大力推行土官土司制度，土官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其一，实行土官土司制度，以招抚为主、军事征服为辅，成功地先后收降了西北、西南、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完成了整个中国统一；其二，推行土官土司制度，获得了各少数民族上层的拥护，稳定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从而使社会生产、经济得到发展；其三，建立起朝贡纳赋之制，这不仅增加了朝廷的收入，而且密切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的君臣关系，及其民族与国家关系。

（三）清代边疆民族政策

1.边疆民族地区设置土官土司

清代的土司制度，已从明代的土司制度鼎盛时期，渐次走向势衰。

清初，为了减少阻力，尽快平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清统治者大肆招降，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降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21](卷四十一p481)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的统治日趋巩固。随着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势力日益深入和伸展，不断有新的民族首领向清朝归附。对于这些来归者，也同样授予土司官职。例如：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木鸦等处番民一万九千余户归顺，请增设安抚使五、副使五、土百户四十五，以专管辖。”[22](卷三百七十六p10072)

清代，除前明归降仍袭旧职的千余家土官土司外，又新增设立几百家小土官土司。清代有文职土官四百六十八家，其中新增设土官三百一十二家；有武职土司一千三百一十一家，其中新设土弁、土屯土司三百八十九家。即清代前明归降授职的土官土司为一千零七十八家，新设的土官土司为七百零一家。

2.土官土司职衔和印信号纸

清代土官土司职衔和印信号纸，基本同于明代，

只是略有变化。

清代文职土官职衔品级变化是：（1）清代有虚衔土官。记载“各省土官向无地方村寨管辖者”，虚衔土官“将印信咨送礼部销毁”，“袭替时，止准换给号纸”[23](卷一百四十五p1)。 （2）品级变化。土知府，明代为正四品，清代为从四品。土副长官，明代为从七品，清代正七品。

清代武职土司职衔品级变化是：（1）明代少数民族地区卫所仅是“参用土人”为官，即只有少数的民族首领成为卫所土司。清初，卫所官吏归附，仍授原官世袭，从此卫所官吏通通成了土司。例如，庄浪卫指挥同知鲁印昌，“清顺治十六年，印昌子宏归附，袭指挥使。”[22(卷五百一十七p14315)（2）设置土弁（地方土军），以绿营弁衔授予归附或立功的民族首领。例如，雍正七年维西地区“建城设兵，于旧头目七人，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衔四，分治其地。”[24][三一四二册p1]（3）建立土屯，设官有土屯守备、土屯千总、土屯把总、土屯外委[23](卷五百一十三p14253)等。

3.土官土司承袭法

土官土司承袭，清代在明代若干规定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承袭须按宗支嫡庶次序。清规定：土官土司亡故或年老有疾请代，“准以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弟或其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25](卷十二p2)清代规定较明代具体明确。

承袭年龄。清规定：“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未满十五岁者，督抚报部，将土官印信事务，令本族土舍护理；俟承袭之人，年满十五，督抚题请承袭。”[23](卷五百八十九p1)

土官土司承袭期限。雍正三年定：“土官病故，该督抚于题报时，即复明应袭之人，取其宗图、邻封甘结并领号纸，定限六月内具题承袭。”[23](卷五百八十九p1)

土官土司承袭禁例。土官土司犯罪革职，亲子不袭，由近亲之子袭替；罪大被杀，须择族众戴拥之人继之。[23](卷一百四十五p1)

4.土官土司交贡、纳赋与兵役

土官土司作为朝廷“命官”，就有向朝廷交贡、纳赋和服兵役的义务。

交贡。所贡物品，即各地土特产。例如：四川土司，“贡物有鸟枪、左插、藏香、贝母、黄连、金佛、银佛、腰刀、哈达、鹿茸、氇氇”[26](卷九十六p3067-3211)等。交贡时间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多是三年一贡。交通不便的和边远地区的民族，有的则是五年一贡。

纳赋。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土官土司纳赋，多是沿用明代所定赋额。缴纳赋税情况：品种有银、米、麦、稞、荞、豆、茶、布等，有的交纳实物，有的是折银。交纳实物是交当地驻军或基层政府，交纳银是上缴府库。各地土官土司交纳赋税各种各样，例如：四川，沙坝安抚司“每年认纳麦粮一十五石七斗零五合赴茂州上纳”[26](卷九十六p3094)。云南，各土官土司“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27](卷一百七十三p1)广西，庆远府所属永定长官司“岁征米折银五十五两零”，“遇润加增银四两零”[23](卷五百八十八p1)。有的土官土司除王朝征收之外，另加增派“较之有司征取正供，不啻倍徙。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23](卷五百八十九p2)，更使土民百姓苦不堪言。

兵役，土官土司管辖地区的少数民族精壮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清代，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甘肃等地区有大量土兵。清代土兵，直接隶属土官土司的没有明代多，而土弁土兵、营汎属兵却是数量很多的。土兵的作用是，平时“保境安民”，有重大战事时“出征打仗”。（1）“保境安民”。例如：四川理塘地方，为了保护交通商旅，防止盗贼，设置了很多土兵，“崇喜长官司管领东路土步兵七十五名，毛丫长官司管领西路土步兵七十五名……以防堵番贼，护送擢报也。”[28](卷上p6-7)（2）“出征打仗”。例如：用土兵镇压农民起义，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湖南……贼围攻长沙，（永绥协副将瞿）腾龙率苗兵千人赴援。”[22](卷四百二p11856)

5.稳定社会秩序与削弱土司势力

迨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领主制渐被土地地主制取代。在这社会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清王朝采取首先稳定社会秩序而逐渐削弱土官土司势力的政策。

稳定社会秩序。清王朝采取了如下的政策和做法：（1）保护“官庄田亩”。清代除土弁有俸饷外，土司无俸饷，一切开支全靠“官庄田亩”供给。清乾隆四十三年复准，“广西省庆远等五府属土司，各有官庄田亩，收取租息，以资养赡……不许私相典卖。如再有违禁不遵者，立即追价入官，田还原主。”[23](卷五百八十九p3) （2）不准汉民重利盘剥。规定：“苗寨内外及肩挑贸易开店客民，将钱米货物借给苗民，止许取利三分。如有重利盘剥，准折田土子女者，将田土子女给还苗民，钱债追给入官。”[29](卷四p20)

削弱土司势力。清王朝采取了对土司划定疆界、限制土司权力、不许土司土民擅自离境、土司分袭等办法削弱土司势力。（1）划定疆界。如：川南，将汉、夷“分疆界”[22](卷三百七十六p11578)。（2）限制土司权力。如：“凡镇臣（流官）所驻地方，境内土司，俱应属其统辖。”(30)(卷八p143]“土府权轻，惟专巡捕，征粮而已。”[31](卷十一p9)（3）土司分袭。分后降袭：“土官嫡长子孙……如文职本土官系知府，则所分者给通判衔；系通判，则所分者给县丞衔。武职本土官系指挥使，则所分者给指挥佥事衔；系指挥佥事，则所分者给正千户衔。”[23](卷五百八十九p1)（4）改设官、改区划。如，“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知县，其知县改县丞。”[22](卷五百一十四p14259)又，云州猛猛土巡检，“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22](卷五百一十四p14266)，失职。

6.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逐渐显露出不少弊病，土司在其权力管辖范围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

这些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也影响王朝的稳固统治，迫使王朝不得不进行改土归流。自明末，朝廷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并未大规模进行，至清朝时，土司残暴违法的情况愈加严重：云南永昌府土司，“田产子女，唯其所欲，若乐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然莫敢有咨叹息于其侧者。”[32][第八帙p47)四川金川土司，“其有规避徭役，不遵土司饬遣者，例最严酷，籍没其家，将其人并家属分卖各部落为奴。”[33](卷二p13)。

实行改土归流。清雍正四年（1726年），朝廷委任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改土归流事，即展开了全国性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鄂尔泰采取招抚和镇压两手，用五六年时间，至雍正九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主要是以下列理由进行：（1）因土官土司“为乱”而改流。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乌蒙土司禄鼎坤率二子投诚，然“遣使往谕禄万钟等，缴印就质”，禄万钟却“支吾违抗，至再至三”，禄万譬又与镇雄土府陇庆侯“合谋拒命，叛逆显然”，云贵总督鄂尔泰派兵平定后，即将乌蒙、镇雄两土府改土归流[34])(卷五十五p15-16)。 （2）以“谋杀”“贪劣”“不法”等罪名改流。例如：云南邓川州土知州阿□远，“因纵贼殃民，雍正四年改流，安插江西”[22](卷五百一十四p14260)。贵州中曹长官司副长官刘氏，“雍正十一年，田兴爵以横暴不法拟流，以其地为恩施县”[22](卷五百一十五p14277)。 （3）以土官土司“纷争”而改流。例如，广西上林长官司，泗城州和广南府土官，“互争不息，清初改为西林县，设流官”[35](卷十六p15)。 （4）借口土民“请愿”而改流。例如，光绪时，云贵总督刘长佑奏，田州“土知州岑乃青病故，无子，族众支分争袭，分党仇杀，土民流离转徙，日不聊生，来营泣诉苦状，均愿归流官管辖，不愿复为岑氏土民。应请将土田州革去世职，其地改设苗疆知县一员”[36](卷一百三十六p8960)。 （5）以土官土司“自请改流”而改流。例如，东川军民府土知府，“（康熙）三十四年，永明妻禄氏因其二子被害，争杀相寻，陈请改土归流”(18)[第十册p95]，于是设知府，世职遂除。

改土归流的意义。经过清代的改土归流，土官土司势力大大削弱，土司制度便逐渐衰落。因而清王朝加强了对西南部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有利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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