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作用及现代传播学解析_福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考研)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作用及现代传播学解析


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作用及现代传播学解析*

殷 三1，李 果1，赵 红1，李 浩2

摘 要：宋代由于气候改变、旱灾频发，对耐旱水稻品种需求迫切。占城稻具有适应性强、耐旱涝、成熟早等优良特性，在宋代得到迅速推广应用。而对占城稻的推广，前人研究很少关注传播学过程。在其推广中，宋朝的官方揭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揭榜的内容全面、形式灵活、成本低廉，有效地推动了当时占城稻的推广。揭榜将信息源、受传者、信息及反馈等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有机连接起来，从而在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揭榜促进占城稻推广的传播学解读，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业科技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占城稻；揭榜；推广；传播媒介

占城稻具有适应性强、耐旱涝、成熟早等优良的农艺性状，在宋代得到迅速推广应用。甚至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占城稻的种植面积达到长江下游流域的80%～90%[1-2]。前人对占城稻的研究多集中于稻作文化、农业经济、赈灾救济等方面，而很少对占城稻推广过程进行传播学考量。在占城稻推广过程中，宋朝的官方揭榜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对占城稻的引种、栽培耕作知识的普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占城稻

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先生，给占城稻的定义是：“北宋时从占城国间接引入中国栽培的一个水稻品种。”[3]25

占城国位于现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南部，在公元2世纪就已建国，公元1697年被越南阮氏王朝所灭。占城也作“占婆”，其英文champa来自campapura(音译为“占婆补罗”)，其中的pura“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名“占城”[4]72。占城、占婆的称谓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不同看法[5]19，但到唐朝后期，“占城”或“占婆”的叫法在典籍中已十分普遍[5]19 [6]64。而“占城稻”自然随着“占城”称谓的出现而出现。但非常可惜的是，占城稻本来的名称反而失传，现在也难以考证了[7]24。

虽然对占城稻的研究较多，但也有很多存在疑问的地方[3]26-28 [6]65-66。本文从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方面，介绍其引入时间和地点、大规模推广和优良特性。

(一)引入时间和地点——唐末宋初引入福建

如前所述，既然“占婆”“占城”的叫法是唐代后期才盛行起来，大致可以判定，占城稻是在唐代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的[4]72 [5]21。而最初引入地，史学界普遍认为是福建。

引入地之所以是福建，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福建和占城有贸易往来。福建距离占城路程并不遥远，从福州五虎山闽江口出发， 从海路乘大帆船经过十昼夜即可达到占城。而福建特别是闽南沿海商人，自古以来就有和占城贸易的传统[8]33。其次，闽南沿海和占城气候相近。占城属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天气炎热，旱涝频发。闽南沿海的气候与之相似，沙质土壤难以保水，旱灾频发；而台风又时常导致暴雨倾盆，洪涝灾害也是时有发生。再次，闽南沿海有水稻生产需求。由于闽南旱灾频发，生育期长的晚熟水稻品种，产量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生产上迫切需要改良或引进耐旱、早熟的水稻品种[9]65。

总而言之，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就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通过福建和占城的海上贸易往来，被引入福建沿海地区种植，再扩散至福建内陆[4]72 [5]21。

(二)大规模推广的开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虽然占城稻准确引入福建的时间难以考证[5]21 [7]25，但对于其在中国大规模推广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即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而究竟是开始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还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史料中则又有不同的记载。记载开始于大中祥符四年的典籍主要来自《宋史》，而大中祥符五年的记载则更多，如《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宋史·食货志》记载：“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10]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则为：“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仍出种法，付转运使揭榜谕民。”[11]

《宋会要辑稿》中也写道：“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福建州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12]

从典籍成书时间先后判断，《宋会要辑稿》(成书于1022年)、《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于1183年)比《宋史》(成书于1345年)的成书时间更早，距离占城稻大规模推广的时间更近，理应更为可信[7]。此外即使是在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从福建引种，考虑到运输、育秧种植收获、生育期等因素，当年的推广效果似不会太好。因此，一般认为占城稻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开始于大中祥符五年[5]19。

(三)占城稻特性——适应性强、耐旱、成熟早

占城稻的引进和大规模推广, 其自身的适应性强、耐旱、早熟的优良特性是重要内在原因。

1.适应性强

占城属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在高温多雨的影响下，淋溶作用强烈，可溶解的矿物质营养大多被带走，土壤因失去植物所需的养分而变得贫瘠[13]。而占城稻能在这样的土壤中正常生长，自然是对肥力要求不高，不论肥瘠，均可正常生长，即所谓“不择地而生”[5]22。而当时宋代广泛种植的其他粳稻品种，则需要较高的肥水条件，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14]。两相对比，占城稻在各种土壤肥力条件下，均能较好生长，适应性广，故而能在各地迅速推广、广为种植。

2.耐旱

占城稻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耐旱。宋真宗之所以看重并大力推广占城稻，耐旱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国宋代气候由湿润转为干旱，旱灾也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另一方面，宋代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易于开垦的平原地区，开发潜力有限，只能开发所谓丘陵、山区的“高田”“高仰之田”，而这些田块灌溉条件差，必然更易受旱灾威胁。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使过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即便在旱灾

肆虐之年，也能获得不错的收成[15]11。

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严重旱情，对灌溉差的山区、缺水地区影响更大，迫切需要引入耐旱品种。具有很强耐旱能力的占城稻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这是宋代引进的最根本原因[8]34 [15]17。

但值得注意的是，占城稻虽十分耐旱，但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旱稻”。从典籍中记载的栽培方式来看，也是典型的水稻栽培，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耐旱性较强的水稻品种[3]27 [6]63 [16]。当然其耐旱性如此出色，以至于在有些地区，确实将占城稻当成旱稻种植，而且产量也不错[15]11。

实际上，占城稻不仅耐旱，还耐涝，古有说法叫“耐旱涝”[15]11。古占城位于现在越南中南部，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洪涝灾害也是经常发生的。占城稻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长，耐涝自然是不足为奇了。而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在东南亚的水稻品种中广泛含有耐涝基因sub1，而且sub1同时还兼有抗旱的功能[17]。如此说来，占城稻来自洪涝频发的古占城，很可能携带sub1，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其“耐旱涝”了。

3.成熟早

生育期过长是宋代以前水稻品种的普遍特征。在宋代，一般生育期在150～165天的品种，即认为是早熟品种，而生育期在180～200天甚至更长，则被认为是晚稻[7]25。

但占城稻生育期究竟多长，则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毕竟生育期也受到光照、温度、栽培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占城稻的早熟，应该是成熟期、收获期比当时的其他水稻品种提前，而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早稻”[3]28 [7]26 [18]。史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占城稻是一种中晚熟的籼稻品种，生育期可能在150～180天，倒也基本符合宋代对早熟品种的判定[7]25 [19]。而《宋史》中说占城稻“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7]25，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也不太符合水稻生长的正常规律，很大可能与其他品种混淆。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生育期极短的水稻品种，但由于营养生长时间过短，产量一般都较小。

此外，由于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秋旱、秋汛，早熟的占城稻一定程度上可逃脱干旱、洪水的威胁，也加强了其耐旱涝的优点[20]。占城稻的推广，还直接促进了双季稻、稻麦复种等技术的发展[8]34 [21]20。因此，早熟的占城稻，方便耕作，提高了土地和肥水利用率，显著增加了产量，对宋代水稻乃至粮食增产或复种技术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占城稻具有适应性强、耐旱、早熟的突出优点，适应当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耐旱品种需求。占城稻的广泛种植，增加了社会粮食总产量，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品种结构和耕作制度，对我国的水稻乃至粮食生产，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9]66 [15]9。

二、宋代揭榜——雕版印刷的官方榜文

榜文是古代传播政令、知谕讯息的重要方式。宋代时期榜文不仅广泛用于政令的传播，且形成了榜谕、敕榜、诏榜等不同的形式[22]27。揭榜也写成“揭牓”，即在集镇闹市、城门隘口、水陆交通要道等地张贴的文告、告示[23]65，是官方榜文的一种。古时官府常将求招能人的榜文贴于闹市，如有人有意应征，就将榜文揭下，故得名“揭榜”。

早期的官府榜文多为手写，虽然醒目、简便，但难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还很容易发生错误、遗漏，不利于广泛传播。而雕版印刷经过隋唐时期的开端、发展，在宋代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其技术手段进一步改进。而且宋代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加之科举制度改革，社会读书、刻书的风气浓厚，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兴盛和繁荣，并到达鼎盛时期[24]。而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揭榜普遍由手写改为印刷，因此实际已成为“印榜”，或称“镂榜”“板牓”。制作过程是将政令教谕等内容雕刻在整块木制(或别的材质)的板上，然后涂墨，再印于纸张之上。由于不需人工抄写，避免了错漏，且复制方便快捷，便于信息的大量传播。因此，官府榜文，特别是需要广泛张贴的，多采取雕版印刷的方式[22]27。甚至还有一种所谓“小榜”“小手榜”，可以做到人手一份，非常适宜于农事、耕作等内容的传播[25]49。

由于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宋元时期普遍采用揭榜来传播农业生产知识，甚至揭榜已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书，得以广泛应用[23]65。

三、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

占城稻的推广种植，挽救了许多深受旱灾之苦的江淮、两浙农民。除了其自身的优良特性外，占城稻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普及和大规模种植，也离不开宋朝官方的大力推广，其中官方揭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发布机构专业、权威

宋代继承了以往封建王朝重视农耕的传统，并进一步加强了农业管理机构的职能。宋代从中央到地方、乡下基层都建立了农业管理或服务机构。中央层面上，宋代皇帝都极为重视农业，而三省、三司、司农寺、户部、工部、都水监等涉及到许多农业管理职责。在路级(类似省级)则有转运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等机构。地方行政机构中，知州、知县、县丞的许多职责都与管理农业有关。这些专业、权威的机构、部门，在重要时令，都会通过发布榜文的形式，传递农事信息，来履行自己的职责[26]。

如前文典籍中出现的“转运使揭榜示民”，说的就是宋真宗从福建调来占城稻后，责成江、淮、两浙的转运使，不仅要分发稻种，还要把占城稻的栽培耕作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揭榜广泛向农民传播[27-28]。

(二)内容全面、及时，针对性强

为了使农民能更好种植这个新品种，官府还将占城稻种植方法、耕作的注意事项、肥水管理等知识，雕版印刷成揭榜，广泛张贴[23]65。

如《宋会要辑稿》中有这样的记载：“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秆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熟如甲坼状，则布于净地。俟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种莳。如淮南地稍寒，则酌其节候下种，至八月熟……仍揭榜示民。”[21]20这其中“揭榜示民”的占城种植技术，包含了浸种、催芽、移秧、插秧、整田等水稻栽培技术，而且还考虑到了不同纬度地区栽培的时令差别，可谓宋代占城稻栽培的“明白纸”[21]20。

此外，宋代向来有发布“劝农文”的传统。“劝农文”一般是由地方的“劝农使”在栽培耕作的重要时令前发行的劝民耕种的榜文。与传统意义的农书相比，它直接针对本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由于采取雕版印刷的揭榜来广泛宣传推广，在宋代农业科技推广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传播广，成本低

如前所述，发布榜文的目的是尽可能快地将内容广泛传播，以让大众知晓。因此揭榜张贴的地方，有官府衙门、城门等要害地方，有市曹、集镇的繁华之处，也有渡口通衢等交流之所。这些地方通常人口集中，流动性大，便于将榜文内容传播出去。同时宋代还普遍采用雕版，来印制形制较小的“小榜”“小手榜”，因为其易于携带，传播范围更广[25]49 [29]10。

而揭榜普遍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进行复制，既避免了手工誊抄可能的错误、遗漏，也显著降低了榜文的成本。小榜的成本更低，可做到人手一份，特别适合需要民众广泛知晓内容的传播。用来传播占城稻栽培、耕作的知识，显然正堪其用，效果也很好。

(四)通俗易懂，宣传多管齐下

由于许多揭榜传播的多是农事知识，面对的主要群体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因此内容尽量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甚至有时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加入更易理解的当地俚语、俗语。形式上一般讲究大字醒目，方便辨识，有时还会加入简单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加强直观印象[30]。

为加强宣传效果，宋代一般还会对揭榜内容加以宣读解说。根据榜文内容不同，宣读者也会有所选择。如是政府告示、戒谕等，一般由“老成贤德之士”“乡曲善士”等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对榜文进行宣讲、解说[29]13。而占城稻种植等农事，则一般由“农师”讲解、宣传。农师是大家公认的行家里手，根据土地肥瘦，确定适合农作物；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同乡三老(掌教化的乡官)、里胥(管乡里事务的公差)一起安排农业生产。农师职责明确，在乡村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州县的补贴，还可免除部分赋税。但每年都有考核，不能胜任的，就要让贤。宋代农师制的设立，对农村风俗的教化、特别是农业技术的推广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宋代官方的大力推动，借助揭榜的宣传指导，占城稻在宋代迅速普及，到南宋时已成为龙头品种，广泛种植。

四、揭榜对占城稻促进作用的现代传播学解析

现代传播学认为，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一种信息共享活动，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传播既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也称信息源、信源)、受传者(也称受众、信宿)、信息、媒介和反馈等基本要素[31]53。

(一)传播者权威可靠

传播者是传播行为的发动者，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31]53。传播者应具有权威性、有吸引力、真实性、可靠性等特点[32]。在占城稻推广过程中，上至皇帝、中到各级政府机构、下到县乡胥吏，都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而在封建皇权社会，这样的传播者的权威性、真实性自然不容质疑。

特别要指出的是，宋真宗高度重视占城稻的引入和推广。除了从福建引入占城稻，广为种植外，他还将其栽种在皇宫禁苑，并且组织皇亲国戚、封疆大吏来参观，亲自抓品种推广，俨然是一幅“示范田”的景象。这种皇帝带头的榜样示范作用，无疑对占城稻的推广大有裨益[15]10。前文已述，北宋的各级职能部门或群体，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构成了推广占城稻的权威传播者群体。

(二)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互动交流，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

受传者是信息的接收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受传者同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也会发生角色的转换[31]54。而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就是要了解受传者的知识、接受能力等，从而具有更好的针对性。此外，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效果会更好。

占城稻推广过程中，受传者的主体当然是实际耕作的农民，但也包括各级职能部门、农师等人员，而且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转换频繁。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各级职能部门在接受上级的指示、指导时，自然是受传者，而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就成为传播者。另一方面，人际传播有着双向性的特点[33]。在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普通农民之间，关于占城稻稻作知识的口耳相传过程中，显然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前文也提到，宣传占城稻知识的揭榜，多数情况下，受传者都是普通农民。因此，必须要在了解受传者特点的基础上，采用他们更易接受的形式、语言，还让农师等人加以解读、宣讲，这些措施一方面利用了受传者熟悉的传播者，一方面手段也更加“用户友好”，因此必然在受传者和传播者之间产生良好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将官方推广的揭榜宣传(大众传播)，与乡邻舍里之间的日常交流(人际传播)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传播效果十分明显。

(三)揭榜是合适、高效的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也称传播渠道、手段或工具，狭义上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或技术手段；广义上还包括传媒组织、机构。传播媒介将传播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有机串联起来。而传播媒介技术，是人类为提高传播效率所采用的工具、手段、知识和技术等的总称[31]54。人类历史上每次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如文字、印刷术、多媒体、数字网络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传播、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雕版印刷的广泛采用，揭榜成为了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大量复制、生产信息。雕版印刷的揭榜，能够在短时间内大批量地复制占城稻的有关信息。此外，在没有电视、多媒体技术的古代，显然书面文字的信息是传播复杂信息、科技信息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四)传播效果和反馈

现代传播学认为反馈是指受传者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回应，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传播者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获得反馈讯息[31]54。反馈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传播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传者对传播者的良好反馈。如果不存在反馈，或者反馈延迟、微弱的话，就会严重影响传播效果[33]。

占城稻的推广过程中，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馈行为通常是：农民将种植占城稻过程中的问题，反映给农师等基层的传播者，如是一般的栽培耕作的问题，就地改进后再向农民宣传；而如果是灾害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再上溯到更高层的传播者，经过条分缕析，再将改进后的措施，通过揭榜，广而告之。如前文提到的，占城稻在不同纬度地区种植，由于光温条件不同，需要调整播期。而类似于这样的措施，显然不会在最开始推广中就会出现，必然是在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馈后做出改进和提高。通过这种反馈，传播者不断改进传播信息的质量和形式，创新宣传方法，从而提高受传者对信息的理解能力，进而改善占城稻的种植、耕作方式，极大提高了占城稻的推广效果。

总而言之，占城稻在北宋的推广过程中，揭榜将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如图1所示)，从而起到了重要的传播媒介和途径的作用，为当时的水稻乃至粮食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1 占城稻在北宋的揭榜传播流程

五、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启示

回顾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过程，通过传播学方法解析后，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科技、政治、文化的认识，而且对当前农业科技知识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科技传播，确保信息权威、可靠、及时

政府作为重要的信息源泉，实际上也是最上游的传播者。加强农村科技传播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34]。因此在农业科技传播中，政府应高度重视，给予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扶持，对一些耸人听闻、无中生有的流言和谣言，要及时进行信息的权威发布，从源头疏堵[35]。

而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基层农技人员等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或者说是最前沿、直接面向受传者的传播者[36]，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及时、准确地提供农业科技知识。

(二)传媒技术的发展促进农业科技传播

人类传播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会大大提高传播媒介承载、传递信息的能力，可以推动和促进传播过程，显著提高传播效果[37]。从雕版印刷的揭榜对占城稻推广的促进，我们不难看出，传播媒介的发展、进步必然会促进知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科技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而出版传媒技术本身的进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开创的网络信息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人类生活。同样在农业科技传播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优势，更要恰当利用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的传播媒介，开辟农业科技传播的新阵地。

(三)农业科技传播应注意内容和形式

广大农民是农业科技传播的主要受众。而由于受到教育程度、科学素养等的限制，农民对农业信息的关注不够、理解度普遍较低。此外农民更愿意通过印发的纸质资料、专人培训的方式，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而对网络、多媒体等新兴媒体比较抵触[38]。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年龄、知识、性别结构等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业科技传播要充分了解农民受众的个体特点，因人而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和推广。内容上要通俗直观易于理解；形式上要赏心悦目，亲和力强；宣传手段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传统的平面传媒、现代的数字传媒的各自优势，做到生动直观、信息量更大、时效性更好[39-40]。

六、结语

雕版印刷揭榜大量复制，能够及时有效地将信息由传播者传递给受传者，从而串联起传播过程的各个基本因素，使占城稻的推广更加高效和迅捷。回顾占城稻的推广过程，揭榜这一传播媒介，无论是对当时的农业还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古为今用，对我们当前的农业科技传播，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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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of official notice for champa rice extension from modern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yin san1, li guo1, zhao hong1, li hao2

abstract:drought resistant rice was much needed in the song dynasty due to frequent climate change and droughts. as an adaptable, drought and flood resistant, quick-maturing rice, champa rice was planted widely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a few scholars have noticed this phenomenon, but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it was official notice that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extending the rice. the official notice had comprehensive contents and flexible forms and was of low cost. it connected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 such as information source, receiver, information and feedback, and act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in the process. such analysis from modern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might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champa rice; official notice; extension; communication medium

收稿日期：2019-08-04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媒视角下转基因媒体事件的网络传播研究”(sk2019a1049)；安徽高校省级质量工程教研项目“公共服务传播格局下高职新媒体采编智慧教学课程模式的建构”(2017jyxm0829)

作者简介：殷 三(1980-)，女，安徽合肥人，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硕士。

李 果(1979-)，男，安徽合肥人，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硕士。

赵 红(1972-)，女，安徽淮北人，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硕士。

李 浩(1980-)，男，安徽合肥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s-01；g20；k244

文献标识码：a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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