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劼辰此心安处即吾乡师说·青年教师(此心安处是吾乡全文阅读)

原标题：胡劼辰 : 此心安处即吾乡 | 师说 · 青年教师

编者按

这是岳麓书院《师说·青年教师》系列

今年岳麓书院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又有十几位青年教师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队伍

他们

专业功底扎实、视野开阔、思想敏锐

我们希望通过《师说》栏目

带你一起领略学术世界的美妙

他们的求学之路和治学经验

或许会 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

教师

胡劼辰



此心安处即吾乡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胡劼辰

最初为「师说」这个栏目提笔的时候，我还误以为是要介绍自己的老师及其学术研究，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要谈论自己。想来无论是「传道」、「授业」抑或「解惑」，现在的自己显然尚不够格，不敢妄自称师。蒙书院抬爱，谨写下自己的求学经历，给学弟学妹们权作参考。

? 求学梗概

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在上海，大学毕业之前几乎未曾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便是几次短期的旅行，也都在江南。

本科以前的生活，基本上可以以四平八稳来形容：小学和初中都是就近就学，就在小小的卢湾

区；中考和高考则顺顺当当地考上了复旦附中和复旦大学。之后的求学之路则比较漂泊，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宗教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伴随着许多次或长或短的外出考察和资料搜集。今年则有幸加盟岳麓书院的教研团队。

回想自己的读书经历，小时候由于上海严格地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加诸周围也没有同龄人，因此当时的娱乐活动，除了任天堂的游戏机之外，便是大段大段的阅读时间。

刚识字那会儿主要读的都是科普读物和针对少年儿童的百科全书，对文史产生最初兴趣大约是初中时候，语文老师吴雅昌女士一直鼓励我阅读文言作品，便渐渐地对经典产生了兴趣。

复旦附中时课业压力极小，下午三四点放学之后直到十点熄灯，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阅读和学习时间。当时先后两任语文老师方勇先生和常强华先生不仅有很扎实的功底可以指导我们的文言阅读，也有非常宽广的视野。那时候便鼓励我们阅读温贝托·艾柯、米兰·昆德拉、阿摩司·奥兹等当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也让我们尝试进入尼采、萨特、叔本华等哲学大家的思想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实际上连一知半解也未必称得上，班上大家还言必称「存在主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他人即是地狱」，在老师们看来或许是夹杂着些许幼稚的年轻气盛和半点荒唐的可爱罢。

不过站在今天的角度，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没有用教材和考试限制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将成年前许多的宝贵时光，都投入到大有裨益的课外阅读中去。

填报高考志愿时，最初曾想要填报复旦的中文或者宗教，不过最终拗不过父母，第一志愿还是填报了较为热门的国际金融。不过等到实际就学的时候，仍然是兴趣占了上风，只要是不点名的专业课，便常常翘了课去中文系或者哲学系，有什么课听什么课，从训诂、音韵、版本、目录，到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基督教会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等，都能引起我的兴趣。虽然说除了文献学、目录学之外，大部分课程知识都早已经还给了老师，也没有直接地影响到我博士阶段的研究，但却实实在在地让我迷上了人文学科，也使我下定决心要尝试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去。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后，蒙复旦大学宗教系李天纲、刘平两先生的青睐和支持，着手开始准备海外求学。经过历时近两年的随堂旁听、研究计划撰写、留学英语考试和各方申请，在两位老师的 助下，金融学出身的我终于成功申请上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方向的硕士，拜在道教研究专家黎志添教授门下。随后便立刻负笈岭南，直到今年完成了共计五年的研究生训练。

? 研究旨趣

黎师志添的学术风格和旨趣对我个人后续发展影响颇深，五年来，我从黎师处所获得的学术训练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部分：一是宗教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所带来的理论视野，二是道教文本细读所带来的学术纵深。

读研期间的前两年，相当一部分时间是用于系统地学习宗教学的学科史，同时也可以说是去了解这一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史。而其中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洞见，分别是从max müller到mircea eliade所反复强调的比较宗教的进路，即「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以及jonathan z. smith等学者特别指出的宗教学中的「宗教」是学者人为建构的二级范畴，而非研究的历史经验本身，即「地图不是领土」（map is not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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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是从结构分析的高度，来审视宗教这一人类经验在不同文明、时代和处境下的共性，以及与其它人类经验所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一方法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个以宗教文献史研究见长的学者，切不能盲目地沉浸在狭隘的世界中而不自知，要时时刻刻将宗教研究放置在更宏大的比较系统中去，唯独这样，才能从每个宗教丰富的符号体系中，尽可能准确辨析出哪一些属于它独一无二的特征，而哪一些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性。

「地图不是领土」，则与「史学究竟是史料学还是历史诠释学」这一问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从j. z. smith这里所获得的重要启发是，不仅仅宗教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这一范畴同样也是如此。换言之，将人类生活经验中的一部分抽离出来并冠以「宗教」之名，这一做法本身就带有深刻的现代烙印，因此在面对宗教史的研究时，我也总是提醒自己，要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并还原出当时代对这些文本、仪式和实践的认识，而不是用如今的范畴对之进行粗暴的划分。

黎师所传授给我们的另一个学术要点，则是对文本的细读，以及在不同层次的展开。同样是道教和道经的研究，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皆有所侧重，或以文本、科仪与田野考察的结合为主，或单以文本训诂和解释为重，或偏重思想史的建构，或理论先行材料为辅，各有特色亦各有所长。

我个人的研究侧重于明清的中国宗教，这一领域的优势在于文献的版本资源充足，不似早期道教史，只能依据明《道藏》或残存的敦煌文书进行重构；而缺点则在于存世版本众多但缺乏基础研究，也往往不见于传统编目，需要自己逐一去不同的图书馆亲自查阅，以获取一手资源。

在这一前提之上，黎师对我博士论文的要求是不单单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版本进行比较，以重构其文本的传递链，同时也要从文献史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史和宗教史，钩沉不同版本背后的团体及其编纂动机，重构其处境，并在此基础上对明清的道教乃至文人团体的发展变化提供新的见解。

因此，以版本比较和文本细读为基础，从宗教学的方法切入，对材料进行多层次的解读，这一套学术训练是我在博士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



大英图书馆、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文昌文本书影。

具体而言，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文昌信仰在清代体量最大、影响最广的合集《文帝全书》。

博士期间前半阶段最大的困难——同时也是最大的收获——便是在全球的各大图书馆收集超过二十种不同版本的《文帝全书》并加以比较，以及横向对比各种文昌文本的单行本和合刻本。若以经眼书目和航班里程记，也算同时达成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而后半阶段则主要是还原这些文本的处境——也包括那些不见于正史列传的编纂者。钩沉的过程是痛苦的，任何材料——地方史志、文人笔记、章回小说、乩坛文本、善书宝卷、军机处文件——都可能记载着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文人的蛛丝马迹，但每一次收获也会带来更大的喜悦和满足。

事实上，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同样也是我不断重新思考明清中国宗教图景的过程：塑造经史传统的明清文人，可以说是科举和经学「食物链」顶端的一成精英，而整个中国的宗教图景，同样也包括由匿名儒生和宫观以外的乩坛等各种传统所构建的水面下的九成冰山。而我所进入的世界，即由文人社团、扶乩、善书创制等元素相结合的明清宗教传统，恰恰正是通往这水下冰山的一条道路。所以我未来的研究，也希望以此为基础，将大量被忽视的宗教文本重新带入到道教乃是明清中国的学界视野中，以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解角度。



《道藏辑要》国际学术项目事务会议留影

（左起：胡劼辰、麦谷邦夫教授、博导黎志添教授、维习安教授。）

如今我所参与的各个国际学术项目，也与我博士期间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历时多年的「《道藏辑要》国际研究项目」。与传统道教研究生不同的是，我所受到的最初的道经阅读训练并非来自明《道藏》，而是来自清代的《道藏辑要》，随后再以此反推至明《道藏》进行比较。

而一线的国际学者们对《道藏辑要》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范式转移——学界已经注意到，明末以降的道教发展已经不单单以宫观为唯一主线，大量的儒生士人所创立的乩坛成为了道教文本创制、刊印的主流，扶乩笔籙等宗教实践是探讨明清宗教无法绕开的话题。如果将之放置在更大的学术语境中去，我们甚至可以说，谈论清代的道教历史，绝无可能绕过儒生士人，而谈论清代的儒教，很多时候同样也需要顾及到儒生的道教信仰和实践。

因此来到岳麓书院这一儒学重镇做道教研究，于我自己也算是如鱼得水，虽不敢妄称带来新气象，但至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有趣视角。

以上便是我对自己初入学术世界这段人生经历的小小回顾。如今入职岳麓书院，对自己、对未来都有许多期待，也希望自己所接受的宗教学和道教研究的学术训练，能为书院未来的学科建设作出小小的贡献。万里长征第一步，还是先从脚踏实地地读那些永远读不完的书开始吧！

附教育、工作经历

○ 2006年-2010年，在复旦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12年-201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获宗教学硕士学位；

○2013年-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获宗教学博士学位。

○ 2017年10月，入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策划：胡诗

编辑：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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