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影响_可汗_公主_唐德宗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影响

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影响

陈 强

摘 要：和亲盛于唐代，在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和亲实践中，唐与回纥的和亲最具特色。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主要有借兵及酬恩报德型、发展关系型、安边型等。此外，规模大、规格高、互通婚、重婚仪、持续久、情谊深是唐与回纥和亲的显著特点。唐与回纥的和亲对双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强政治互信、推动经济互补、促进文化互渗、加速民族互融等方面。深入研究唐与回纥的和亲，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唐；回纥；和亲；类型

和亲有广狭两义，“狭义和亲仅指中原王朝(包括汉族及汉化边族)与边疆民族君长的和好同盟关系，而广义则还包括少数民族君长间，政权间的异族政治婚姻关系。”[1]回纥是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后建立回纥汗国。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改名为回鹘，故自唐至宋，回纥与回鹘两种译名常混与汉文史籍之中[2]。在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

民族的和亲史上，汉、唐王朝的和亲最为典型，而在唐王朝的和亲实践中，唐与回纥的和亲最有特色。

一、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

关于和亲类型的研究，前人已有涉及，但对唐与回纥和亲类型的专论，目前尚不多见。根据研究和亲的学者林恩显、崔明德等人的分类方法，从和亲的性质和功能上看，中国古代和亲主要可分为七大类型，即：安边型、结交军事同盟型、分化瓦解少数民族政权型、借兵及酬恩报德型、发展关系型、巩固盟好型、政治联盟型。[3]另据史料记载，唐与回纥和亲共计九次，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回纥女嫁唐王室或唐将，主要有回纥公主嫁敦煌王李承寀、回纥女嫁唐将朱滔；其二，唐公主嫁回纥可汗，主要有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嫁回纥可汗；其三，仆固氏之女嫁回纥可汗，主要有光亲可敦、崇徽公主、叶公主嫁回纥可汗。[4]结合上述学者的分类方法及唐与回纥和亲的史料记载，笔者认为，唐与回纥和亲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借兵及酬恩报德型

唐与回纥的和亲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其中的多次和亲都与借兵及酬恩报德有关，具体如下：

1.毗伽公主嫁李承寀

毗伽公主原为回纥怀仁可汗之女，李承寀是唐高宗的曾孙。据《新唐书》记载：“肃宗即位，使者来请助讨禄山。帝召敦煌郡王承寀与约，而令仆固怀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为女，妻承寀，遣渠领来请和亲。”[5]这是唐王室与回纥的第一次和亲，因唐肃宗向怀仁可汗借兵而成就此次联姻，李承寀也成为唐王室与回纥和亲之第一人。

2.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嫁回纥毗伽阙可汗等

宁国公主是唐肃宗的次女，为答谢回纥可汗先前出兵之情，也为使其继续帮助平叛，应毗伽阙可汗之请，肃宗诏封次女为宁国公主，嫁回纥毗伽阙可汗。当时，送宁国公主出嫁的汉中王瑀曾对回纥可汗说：“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于可汗结姻好。”[6]可见，宁国公主此次和亲主要是为了“酬功”。同时，肃宗又将荣王李琬之女以“媵”的身份陪嫁回纥可汗，后被称为“小宁国公主”。毗伽阙可汗去世后，宁国公主无子，回到长安，小宁国公主继续留在回纥，依照回纥风俗又嫁继位的登里可汗。

3.光亲可敦、崇徽公主嫁回纥登里可汗

光亲可敦与崇徽公主均为唐朝名将仆固怀恩之女，由于毗伽阙可汗鼎力助唐平叛，唐对其要求也尽量满足。“毗伽阙可汗请以子婚，肃宗以怀恩女嫁之。”[7]后唐代宗即位，册封其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光亲可敦去世后，登里可汗请求以仆固怀恩的另一女为妻，唐代宗于是册封其为崇徽公主，再嫁登里可汗。唐王朝在《册崇徽公主文》中指出，回纥曾“分救灾患，助平寇虞。固可申以婚姻，厚其宠渥”[8]。从中可见，崇徽公主出嫁有明显的酬恩报德之意。

(二)发展关系型

咸安公主嫁回纥可汗当属此种类型。咸安公主是唐德宗的第八女，为蓬州咸安郡公主，安史之乱平定后，回纥数次向唐求亲，均被唐德宗拒绝。宰相李泌多次劝说德宗，认为唐当务之急是处理好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他力谏德宗“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9]，唐德宗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下嫁咸安公主。当时回纥可汗得知唐已许婚，大喜，上书曰：“昔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犹父，此犹子也。”[10]此次和亲使唐与回纥的关系由“兄弟”变为“子婿”，双方的亲密程度进一步加强，为日后和睦相处打下了基础。

此外，咸安公主还在发展唐与回纥的贸易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当时，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争端不断，咸安公主“远为可汗频奏论”[11]，促使唐王朝“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12]，最终，回纥“合罗将军呼万岁”[13]，冲突得以妥善解决。咸安公主去世后，白居易在《祭咸安公主文》中对其和亲事迹予以高度的评价：“承渥泽于三朝，播芳猷于九姓。远修好信，既申洽比之姻。”[14]这些评价主要肯定了她在发展民族关系、增进民族感情方面的贡献。

(三)安边型

太和公主嫁回纥崇德可汗即属此种类型。太和公主为唐宪宗之女，咸安公主去世后，回纥多次向唐请求和亲，唐宪宗均未答应。直到元和末年，在大臣的劝谏和回纥的一再请求下，“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又西戎比岁为边患，遂许以妻之”[15]。可见，宪宗当时之所以同意和亲，主要是想利用回纥抵御吐蕃，以解决西北边患问题。

唐宪宗去世后，唐穆宗以太和公主和亲回纥，太和公主几经周折到达回纥，成为回纥可敦。后回纥内乱，终为黠嘎斯所亡，太和公主又多次辗转，回到唐朝。唐武宗曾下诏处理此事，其诏文中说：“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纥必能御侮，安静塞垣。”[16]由于太和公主没有完成“安静塞垣”的任务，因而受到严厉指责。由此可见，太和公主和亲自始至终都与安边宁塞有关。

一般认为，在和亲的诸种类型中，“借兵及酬恩报德型”对迅速平定叛乱、恢复社会秩序起一定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双方化解矛盾；“发展关系型”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保持两个民族和睦相处有一定作用；“安边型”对减少战争，发展生产十分有利。[17]因此，从大的类型上看，唐与回纥的和亲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双方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唐与回纥和亲的特点

目前，关于唐与回纥和亲的特点，学界已有论及，其中主要以林恩显先生为代表。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数成果仅限于零散的论述，尚缺少全面的概括与总结。通过比对唐与其它民族政权和亲的史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唐与回纥和亲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规模大

和亲盛于唐代，唐代和亲范围甚广，其中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回纥、南诏等民族政权都曾与唐和亲。据史料统计，唐王室与周边民族政权和亲共计二十八次，其中唐与回纥九次、唐与突厥五次、唐与契丹四次、唐与吐谷浑三次、唐与奚三次、唐与吐蕃两次、唐与宁远国一次、唐与南诏一次。[18]在为数众多的和亲中，唐与回纥的和亲最为频繁，和亲次数约占唐代和亲总数的三分之一。“唐与回纥和亲在唐代无论是和亲次数还是迎亲的人数都是最多的，回纥的迎亲使者少则百人，多则千人”[19]，可见和亲规模之大。

(二)规格高

唐代开真公主和亲的先例，其中共有四位真公主参与和亲，她们分别是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与南(衡)阳长公主，其中，前两位为“皇女”，后两位为“皇妹”，宁国公主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下嫁民族政权的真公主。而在身份地位较高的四位唐代真公主中，前三位均嫁与回纥可汗，成为回纥“可敦”，即可汗之妻。此外，嫁入唐王室的毗伽公主，也为回纥可汗之女。可见，双方对和亲极为重视，均给以高规格的待遇。

(三)重婚仪

中国早在周代就规定“六礼”为婚礼必须遵守的仪节，只有完成这些约定的程序，婚姻才能成立。在唐代的诸多和亲中，“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与回纥和亲的礼仪最为完备，主要有十项内容：(1)请婚；(2)纳采、迎亲；(3)指名；(4)使节加官；(5)受命；(6)出嫁；(7)可汗受册；(8)可敦受册；(9)赐唐使归；(10)谢婚”[20]。这在通常“六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仪式。此外，唐公主出嫁回纥时，“唐朝廷为出嫁公主举行盛大的仪式，皇帝亲临送别，由唐勋亲大臣组成高级婚礼使团，一直护送公主到回纥，然后按照回纥风俗并参照唐朝威仪完婚成礼”[21]。由此可见，唐与回纥和亲对礼仪十分重视。

(四)互通婚

唐与回纥和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互通婚。“唐与回纥和亲非‘单行婚’，而系‘互行婚’。不仅唐公主下嫁回纥，回纥公主亦配与唐朝。”[22]上文所述毗伽公主与李成寀的联姻即为其中一例，且为回纥自愿、主动与唐通婚。互通婚建立在唐与回纥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它有助于消除双方民族之间的偏见、歧视与隔阂。

(五)持续久

唐与回纥和亲自至德元年(756)始至会昌元年(841)止，历经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等朝代，将近百年之久。在百年和亲史中，除元和三年(808)至长庆元年(821)短暂中断外，唐与回纥一直保持持续通婚状态，直到回纥(鹘)汗国灭亡后，和亲的太和公主才返回唐朝，这在唐代实属罕见。

(六)情谊深

和亲政策始于汉代，其常被中原王朝作为一种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策略使用，多为中央王朝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唐与回纥和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不限于政治外交上或军事上的运用手段，且富有报恩赏功的感情因素存在”[23]，和亲还是双方感情交流的重要载体。韩愈在《送殷员外序》中曾言：“四方万国，惟回鹘于唐最亲，奉职尤谨。”[24]其中“最亲”一语指出了唐与回纥(鹘)之间的深厚情谊。

总之，唐与回纥的和亲特色鲜明，它在以往和亲的基础上，丰富了和亲的内涵。它不仅只是作为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手段，更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的互助互惠行为，其中还融入深厚的民族感情，因而得到和亲双方长久的认可和重视。

三、唐与回纥和亲的影响

台湾学者林恩显指出，当前和亲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和亲双方的重视程度不够，“和亲本来是两个政权的事，缺一不可”[25]，而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只强调其对某一方的作用和影响。崔明德教授认为，唐与回纥和亲的影响很多，“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基本上能在双方的和亲过程中体现出来”[26]。崔先生虽提到了唐与回纥和亲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但并无详述。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唐与回纥和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政治互信

恩格斯曾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27]从某种程度上讲，唐与回纥的和亲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活动，离不开双方的政治需要。和亲有利于唐王朝政权稳定。唐王朝平定内忧、抵御外患均离不开回纥的支持，唐在和亲后多次向回纥借兵以平定安史之乱，并依靠回纥安定西北边境，抵御吐蕃侵扰。唐王朝通过和亲，在以往君臣关系的基础上，融入“兄弟”“子婿”“父子”等亲属伦理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与回纥的政治联系，这对维护唐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和亲也有助于回纥提升其政治地位。唐朝立国后通过一系列的征战显示了国力，在周边民族政权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在唐与回纥和亲的过程中，回纥表现积极，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通过和亲获得唐的支持，以提升其政治影响力。

唐与回纥的和亲始于双方的政治需要，其结果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据记载，唐德宗继位之初，唐王朝政局不稳，归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可汗趁乱入侵，“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28]，但其相顿莫贺达干坚决反对，他认为“唐，大国也，无负与我”[29]，“登里不听，顿莫贺趁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登里)，并九姓胡二千人，……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30]顿莫贺达干后被唐王朝册封为武义成功可汗，可见当时唐与回纥的政治互信已深入人心。

(二)推动经济互补

唐属农耕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农产品比较丰富；回纥属游牧经济，“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31]，主要以畜产品为主，两者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互补性。从时间上看，唐与回纥大规模的经贸活动——马绢互市发生在和亲之后，“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32]。唐与回纥的和亲使双方经济交往更为频繁，双方经济互补也日趋明显。

对唐而言，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对战马的需求急增，而当时唐朝马政衰落，“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33]，马匹完全不能自给，加之唐与吐蕃关系恶化，回纥马成为唐朝补充军用马匹的主要来源，它对改变战事至关重要。据记载，唐“军中马乏，虏来战，数负。承训罢冗费，市马益军，军乃奋张”[34]。可见，与回纥“市马益军”对唐王朝意义重大。

对回纥来说，自骨力裴罗之后，正值国力上升期，生产旺盛，加之后来与唐和亲成功，这正是其市马的好机会，因此，大规模的马绢互市、马茶互市等经贸活动便兴盛起来。回纥正是利用与唐的经济贸易，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中间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此外，唐公主每次出嫁回纥时，唐王朝都会赐予大量的丝织品、金银器皿等作为嫁妆，各种工匠也会作为随从进入回纥，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35]，“公主城”“可敦城”等在和亲后也相继出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回纥由游牧走向半定居。

唐与回纥和亲使双方经济交往更加密切，马绢互市在解决唐朝战马之需的同时，也加快了回纥由单纯游牧业经济向兼营商业型的转变。而在农、牧经济交往过程中，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和亲公主又成为调解矛盾的中间人，直接协调双方的经贸活动，上文所述的咸安公主就是一例。

(三)促进文化互渗

唐文化渗入回纥。在唐文化的影响下，回纥的风俗习惯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和亲时“唐赐遗甚厚”[36]，回纥人开始“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37]。此外，入居长安的回纥人受唐文化影响更甚，唐代宗大历十四(779)年，唐王朝曾下禁令，“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38]。但结果却不尽人意，一直到唐武宗会昌年间，振武城的回纥人依旧“皆衣朱碧，类华人”[39]。由此可见，当时唐文化已渗入回纥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回纥文化渗入唐。随着和亲后双方交流的日渐加深，回纥的特色贡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也大量进入唐朝。如太和年间，“入朝回纥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40]，太和公主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之一，已将回纥的娱乐活动引入唐朝。此外，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写道：“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1]这表明回纥文化已渗入唐人的日常生活，并影响到当时的审美风尚。

(四)加速民族互融

唐与回纥和亲无论最初动机如何，其结果必然会促进血缘混合。唐王朝本身具有少数民族血统，民族偏见较少，加之和亲双方相互通婚，因而可以加快唐与回纥之间的相互同化与融合。

唐人融于回纥。唐朝共有多位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其中除宁国公主、太和公主归唐外，其余几位多因生儿育女而终老域外。此外，唐公主每次出嫁时都带有大量的随从人员，这些人很可能也融入回纥民族，并繁衍后代。据记载，小宁国公主去世后，回纥可汗养子药罗葛灵曾来唐朝觐，而“灵本唐人，姓吕氏，因入回纥，为可汗养子，遂以可汗姓为药罗葛灵，在国用事”[42]。可见，在和亲的影响下，当时已有不少唐人融入回纥。

回纥人融于唐。回纥除毗伽公主嫁于李成寀、回纥女嫁于唐将朱滔外，还有很多回纥人世代在唐为官，其后代多已汉化，如唐将仆固怀恩，其一女被唐册封为崇徽公主，且代表唐与回纥和亲。特别是在和亲后，更多的回纥使者及胡商留居中原城市，“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商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43]。很多回纥人“或衣华服，诱取妻妾”[44]，大量回纥人在内地生活并娶妻生子，这给唐王朝的管理造成很大负担，唐朝因此下诏“故禁之”[45]。由唐朝的禁令可见，入唐的回纥人与汉人混居并通婚已是当时流行的事实，不少回纥人已逐渐融入唐。

在唐与回纥相互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和亲起着积极的示范作用，唐与回纥上层的和亲活动必然带动更多的民间联姻行为。因此，从长远来看，唐与回纥的和亲有助于加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而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在唐王朝与回纥汗国相处的近百年间，除小范围的边乱冲突外，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力战争，而是保持了相对和睦亲近的关系，这与其之间的和亲活动密切相关。唐与回纥的和亲也不仅仅指双方互嫁公主的联姻活动，更重要的是其背后还包含着给予、互助、和好、亲善等多种内涵，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团结意义非凡。因此，以史为鉴，唐与回纥的和亲理应作为当代加强民族团结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今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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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pes，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

CHEN Qiang

Abstract: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was flourishing in Tang dynasty，an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he frontier nationalities，it was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The main types of 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 included to borrow soldiers and reward good，develop relationship，and make the border peace，etc.In addition，the large scale，the high specification，the mutual marriage，the more wedding ceremonies，the long duration，the deep friendship wer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both sides，which were mainly manifested to enhance political mutual trust，advanc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promote culture mutual infiltration，accelerate national mutual melting，etc.In-deepth study of the marital pacification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Uighur is still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efforts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Tang dynasty；Uighur；marital pacification；type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0-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比较文学形象学视野下的上古西域形象研究”(14XJJCZH002)

作者简介：陈 强(1978-)，男，汉族，新疆昌吉人，文学博士，昌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域文化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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