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英国的民族志电影_人类学_the_布莱恩·莫塞尔(民族学考研院校排名)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英国的民族志电影

英国的民族志电影

二战后，作为民族志的电影运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大学的人类学系受到欢迎，至少也是容忍的态度，英国的民族志电影则与社会人类学文本研究的结合表现了更多兴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独立耕耘的人类学家james woodburn与摄影师sean hudson一道，决定将他的文本研究与电影整合，制作了关于坦桑尼亚采集狩猎民族的讨论式电影《哈德萨人》（james woodburn & sean hudson.1966），这点燃了科林·杨的热情。集人类学家与电影制作者于一身的科林·杨，从美国的ucla返回英国，建立了英国国家电影电视学校。同时，英国大不列颠皇家人类学学会对影视人类学燃起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创立了电影委员会，致力于提升民族志电影的形象。

这些积极活动的一项最重要成果是四位人类学家在电影拍摄实践方面的训练，之后，通过他们的电影和教育方式，肩负起这个学科步入主流人类学的使命。保罗·亨利（paul henley）在委瑞内拉拍摄的cuyagua电影三部曲，约翰·贝利（john baily）在阿富汗拍摄的音乐民族志电影，felicia hughes-freeland在爪哇拍摄的表演与舞蹈以及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关于耆那教城市生活的影片，这些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崭露头角。然而，作为电影的改革者，他们在不列颠群岛主要人类学系里所起到的角色和作用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上述成就由保罗·亨利于1987年建立的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影视人类学中心而更加稳固，新一代的电影制作者由此诞生。

事实证明，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90年代，英国电视跨越了学术与娱乐之间相互分离的隔阂，特别是将电影技术与民族志内容相互结合，就是在布莱恩·莫塞尔（brian moser）领导下的《正在消失的世界》（the disappearing world series）系列。在30年的时间里，这个系列制作了50多部纪录片。所有影片均由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很多影片直接由人类学家当任导演。《正在消失的世界》团队的组建对英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笔遗产几乎可以在全世界的每个人类学系看到，在这些地方，电影已被当作最基本的教学工具。一个最早合作的例子是chris curling和人类学家梅丽莎·卢埃林-戴维斯在肯尼亚马赛人的电影拍摄，由此引发制作了时间跨度长达40年的系列电影。与此同时，人类学家david turton和电影制作者leslie woodhead合作，重返埃塞俄比亚拍摄穆尔西人（chris curling & leslie woodhead.1974-1991），自1974年到1991年共计完成的这6部电影，为激流澎湃的20年提供了无以伦比的显著成绩。这个电影系列在30年间从一开始便贯穿始终的信念是，这些影片能够作为重要的民族志被认识了解，与此同时，也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人类学价值。全部《正在消失的世界》的影片必须有一位人类学家的参与，并且他在语言和领域方面的知识应该与拍摄内容相关。为了能够让人类学和电影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莫塞尔聘请了三位具有资深专业素质的人类学家全程参与系列的制作，即梅丽莎·卢埃林-戴维斯、安吉拉·布勒（angela burr）、安德鲁·辛格(andré singer)。

这一系列电影早期的主题集中于诸如传教士的影响，如《诸神之战》（brian moser.war of the gods.1971），穿越部落土地的修路工程的《安巴拉：路之尽头》（brian moser.embera:the end of the road.1971），或是砍伐森林建农场的《丛林空地》（charlie nairn.a clearing in the jungle.1970）等。莫塞尔经历了亚马逊部落戏剧化的急速变迁，他以第一手资料拍摄的《最后的崔华人》（brian moser.the last of the cuiva.1971.）进一步探讨电影能够反映出的这些变化。重要的是，在这些影片中，民族志所体现的是人类学家持续不断的价值，进而反映出对被研究群体广博的田野工作，然而建立能够吸引西方社会意识的民族志叙事居于次要的位置。在英国，这些电影没有与民族志教学的观点相互呼应，只是在重复阿什、加德纳、马歇尔及其他人在美国长期获得成功的东西，因此并未能提供对于50个不同社会有意义的洞见。

《正在消失的世界》的真正惊

喜之处在于，它拥有一个非学术的公众群体并创下了黄金时段的收视率。不可避免的是，其他电视台的纪录片系列也随之而来——《世界的部分》《大阳之下》《颜值》《异域的陌生人》《游牧者》《禁止的仪式》等。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精剪》作为bbc的一个简捷渠道，支撑起有重要民族学价值的影片的播出，诸如，《人类金字塔》（jean rouch.1992），《服务生的时代》（david macdougall.1993），《回忆与梦想》（melissa llewellyn-davies.1993），《家乡与故土》（gil cardina.1993），以及《我的疯狂生活》（jean-pierre gorin & dan marks.），与此同时，罗伯特·加德纳的《极乐园》和弗雷德·怀期曼的《提提卡蠢事》（fred wiseman.1967）也进入了英国的电视屏幕。

最近，众多广播频道涌现出来的是，以地方“真实性”节目为目标的商业竞争和新潮已在电视台的严肃人类学栏目日程内日益攀升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最近非常成功的系列作品《部落》（tribe）和《终极悍将》（last man standing）已将关注点从群体问题移至节目主持人。此类电影隐晦地运用了民族志方法，访问者们的简短经历在东道主之前被优先提问。虽也有其它的革新运动，但以一些西方组织机构在国际电视屏幕中的长期热捧而进入到电视系列节目之中，如《急诊室24小时》《忙碌的产房》《约克郡教育》等。在埃塞俄比亚哈马尔人的一个村庄里，罗伯特·加德纳40年前便在这里拍摄了同一族群的影片《沙之河》。在一部名叫《部落》的系列片拍摄中，极富争议性地使用了固定摄影机设备，这为西方观众及人类学者呈现了哈马尔人生活的新的亲密感。

结语：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志电影

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科技革命持续改变着田野中视觉元素的收集及观察方法。当价廉易行的摄影机和记录设备进入到各行各业之时，具备这种特殊电影专业或人类学专业训练优势的观念不再相互关联。重要的是，在电脑屏幕上在线观看之际，民族学家以电影过程的观察方式深入研究对象的能力，而远离了像20世纪60年代加德纳等电影制作者所面临的选择。与此同时，现代信息传递系统能够下载这些视觉材料，并立即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以供人们评论和分析。

同等重要的是，在21世纪，电影制作过程中本土的个人掌控能力在不断增强，也产生了不同的但也相对适合的民族志。作为我们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文字、听觉、视觉的元素，民族志电影呈现出一种新兴的、不断增长的复杂维度。数字时代承接着诸如电影内在的主体性层次等旧时代的话题。就理论而言，随着现代持续增长的技术源流，田野工作者的全部经历能够被更加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并且不需要使用单一的书写文字也能够成为民族志。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悟人类生活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本身，如何观察、经历并且参与其中，当下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时代特征，对于我们的先辈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①本文是安德烈·辛格教授(prof. andré singer)为云南大学“影像纪录、族群记忆与文化传承”——国际影视人类学论坛2018的主旨演讲，经作者本人同意授权中文版在本刊发表。

【作者简介】 [英]安德烈·辛格(andré singer)，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前主席，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电影客座教授以及南加州大学人类学客座教授，spring电影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官、创意总监。

【译者简介】 徐 菡，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人类学科研与教学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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