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日本民族性的描摹及其他对《浮世画家》的文本解读(民族学考研就业前景)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日本民族性的描摹及其他：对《浮世画家》的文本解读


日本民族性的描摹及其他：对《浮世画家》的文本解读

梅进文

摘要：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的表层结构里为我们“临摹”了三位艺术家的画像，极度自私、毫无原则：以艺术为纯粹牟利工具的投机主义者主人公小野增二；耽于享受、醉生梦死，躲进艺术里避祸的毛利君；左右摇摆、随波逐流，用艺术谋生的附庸者“乌龟”。这三种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日本民族性的典型写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日本二战中的一些“关键人物”。石黑一雄在此深刻反思了日本民族特征与二战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

关键词：《浮世画家》 日本民族性 投机 耽乐 附庸

前 言

《浮世画家》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1986年创作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该小说于发表当年即获得“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和布克奖提名。

学界也从多角度对《浮世画家》进行了解读。夏弗(shaffer)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出发剖析主人公小野，认为他是一个具有自我欺骗倾向的人，“具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从而逃避面对自己的感情。”[注]玛格丽特·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从创伤的角度认为小说里包括小野在内的诸多人物都有将痛苦“抽象化、笼统化”的倾向。[注]国内有的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它，认为小说“叙事者基于当下回忆过去；他愧疚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虚荣；故事真相不能从独白中获知，却可以从对谈中推理得出。”[注]也有从主题的角度来解读，认为“《浮世画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背叛,而这些背叛似乎揭示了日本人对待战败的特殊反应中蕴涵的特殊文化机理。”[注]

这些解读见仁见智，对于我们理解该文本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过学术界似乎遗忘了一个较为重要的也带有根本性的理解石黑一雄早期作品的切入点——民族性，如果再结合他的日裔身份，无论他本人如何辩解自己想写的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人与事，他的作品里确始终都有一种探索日本国民性问题的影子。无论石黑一雄的初衷是否真正实现了，但是这个视角的确不应该被我们忽略，相反我们由此深入下去也许就能窥见到石黑一雄所思考的问题。更具体一点说，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里为我们“描摹”了在二战前后日本特殊的政治语境中三个不同性格的艺术家画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其民族性特质与战争的逻辑关联的窗口，或许还能给人类共同体带来某种启示。

一、小野增二：日本民族投机性的代表

对于《浮世画家》里的主人公小野增二，有人指出他本质上是一个很虚荣的人，注重浮名，有时候表面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背后动机仍然是提醒人们别忘记他曾经是很出名的。[注]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如果能进一步深挖下去，就能看到小野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机主义者，这种人往往打着献身艺术的幌子，内心深处却是把艺术当作成就自己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真正的艺术家相去甚远。这种投机分子一般都是实用主义者，没有原则立场，为了一己之私甚至不惜把国家民族拖进黑暗深渊。

我们很难说石黑一雄让小野增二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反思与批判日本民族性与二战之间关系的考量。正如研究日本问题的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派尔所说:“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而日本人“主要表现为，‘不讲原则’的灵活性,‘不讲道德’的适应性以及搅拌机式的大杂烩的文明等，对他们来说,实用即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注]这类性格的人在遭遇风云跌宕的“大时代”之时就会演绎一幕幕“精彩”的人生舞台剧。《浮世画家》中故事的讲述正是以二战前后的日本为背景。

文本里主人公小野刚出生不久，一个云游僧就曾经来到他们家为小野看过面相，除了说了很多小野的好话之外，还道出小野一个最大的缺点。“增二肢体健康，但天生有个弱点。这弱点会使他耽于懒惰和欺骗。”[注]最初小野父亲并没有把这种说法当作一回事，“可是在增二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不得不承认那个老头的话是 理的。我们儿子的性格中确实有个弱点，这是不可否认的。他的秉性倒不顽劣，但我们必须不断对付他的懒惰，他的不求实际，以及他的意志薄弱。”[注]所谓“知子莫若父”，这个细节的描述大概可以看作小野一生性格的一个投射，而对于一位容易懒惰、不求实际且意志薄弱的艺术家来说，投机的方式是最有可能达成所愿的。

我们并不否认小野从小不愿意继承家里的小生意而选择绘画一部分是出于爱好，但更多是一种内心升腾的赚大钱、扬名立万的思想的结果。正如他在一次家庭的“商务会”后对母亲所说的“我以前害怕父亲的商务会。现在它们只是让我感到厌倦。实际上，让我感到厌恶。我有幸参加的这些会议是什么呢？数小钱，点硬币，一小时接一小时。如果我以后的生活变成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注]这段话十分清楚的表明了小野投身艺术的动机，他希望靠从事绘画能够实现一种与“数小钱，点硬币”不一样的生活梦想，可以说对于利益和名气本身的追逐成了他后来从事艺术的一个根本动力。

小野在达到艺术事业的“巅峰”之前曾经向两个老师学习绘画，最初跟随专门从事商业绘画的竹田，后来决定转投画家森山诚二(毛利君)，他不但自己改换门庭，还拉走了一个绰号为“乌龟”的同事。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表面上听上去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因为森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很可能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忠告。其实，是他认为我留在竹田大师这里会对我的天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注]，作为一名投机分子，往往带有伪善的特征，他们经常会为自己的真实动机寻找一件华丽的“外衣”。小野也不例外且表现地更加突出，他把自己的背叛装扮成是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提高。然而同伴“乌龟”在听了他的这番冠冕堂皇的表述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背信弃义，是不忠的表现。于是小野干脆撕破伪装，赤裸裸地表露了心迹，“竹田大师不配你我这样的人为他效忠。效忠不是白给的。效忠的内容太丰富了。经常有人口口声声说效忠，盲目地跟从别人。而我，不愿意这样度过我的生命。”[注]

然而竹田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否真如小野所描述的那么不堪？我们可以从“乌龟”对于竹田的评价里看清端倪，他曾这样评价竹田，“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大师对我一直非常宽容。”[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竹田的人品，至于他指导学生绘画的能力，我们从他的“工作室”里向国外销售画作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来。

那么导致小野对于竹田的背弃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工作室”房间“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注]学习绘画的硬件设施不够好，然后在这里作为学徒，绘画也十分的辛苦，“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注]条件简陋，工作辛苦，至于薪酬在学徒阶段一般也不会太高，更谈不上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才是真正导致小野背叛师门的根本缘由，与当初那位神秘的云游僧断言他性格中有耽于懒惰，意志薄弱的缺陷有关。

如果说第一次小野对于竹田大师的背弃是因为追求功名利禄，那

么第二次对毛利君的不忠则是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比竹田那稍显寒酸的陋宅，毛利君为学生提供的学习场所是阔气的别墅，且毛利君作为老师的水平是很高的，学生们可以从中习得很多有益的绘画技艺。正如小野在总结这段学习生涯的时候所评价的，“我生活在若叶县山区他家别墅里的那七年，对我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满足一个投机者内心对于“成功”的渴望，小野还有更大的野心，同时他懂得相时而动。时间也正好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军国主义的鼓噪响彻整个日本云霄，大量的投机分子从中看到了自己人生“崛起”的机会。所以当冈田——武田协会的松田向小野鼓吹，让他走出艺术的象牙塔为所谓的现实世界服务的时候，小野似乎慢慢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松田启发小野离开毛利君的别墅加入冈田——武田协会，因为“冈田——武田的存在是为了 助你这样的人睁开双眼，为这个时代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注]松田的话很具有蛊惑性，他将个人的命运和那个所谓的“大时代”勾连起来，“我们只是希望天皇陛下恢复他一国之主的正当地位。……在亚洲半球，日本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侏儒和残废中间。……现在我们应该打造一个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强大而富有的帝国。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力量向外扩展。时机已到，日本应该在世界列强中占领它应得的位置。相信我吧，小野，我们有办法做到这点”。[注]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日本，为国而战的军国主义的聒噪是不绝于耳的。小野长期以来蛰伏的野心只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罢了，松田的鼓动正暗合了他的心意，他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还在毛利君那里的时候他就将绘画的内容从毛利君要求的捕捉瞬间即逝的美转移到“爱国”题材上来了。他那副命名为《得意》的画作是其中的代表，在这幅画面的“左下角用较小的字体写着这句宣言‘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注]

这次投机性的转向是小野迈向人生“辉煌”的一个开端。他离开毛利君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注]的绘画上，他的“事业”蒸蒸日上，逐渐收获了大大小小的无数奖项，在1938年获得一个 “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注]的奖项——重田基金奖。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仅从他最后购买杉村明大宅的事件上就可以看出来。杉村明的大宅不是简单的多出钱就能够买到的，购买者的“品行和成就”[注]才是关键，很显然小野是符合这个购房标准的。

如果说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服务使得小野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投机生意，他一生都沉浸在这种“成功”为他带来的虚幻的荣耀之中，那么等到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日本后极力推广美式的民主，从而使军国主义思想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小野表现出来的巨大的不适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战后，他还极力地为自己从前所做的事情做辩解。在社会普遍认为应该有人为日本后来悲惨的处境负责的时候，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自杀谢罪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类人是时代的悲剧，是石黑一雄所谓的“人不可能不被环境裹挟进去”所造成的，然而小野却说“那些在战争中为国家尽忠效力，战斗和工作过的人们，不能被称作战争罪犯。”[注]看似为别人开脱，其实谁都能看出来那是为他自己在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一种诡辩罢了，这也恰恰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投机主义者的本质，对自己的过错死不认账、百般抵赖。所以两个女儿担心父亲也会走上那条谢罪自杀的道路完全是多余的，只能说明她们还没有真正了解父亲的性格，重生怕死是小野“气质”里一个被遮蔽却相当顽固的存在，这种东西正是投机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巨大差别。投机分子的行事原则是权衡利弊后再做决定，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两害相权则取其轻。

这也就是当女儿仙子的婚姻因为他以前的“爱国”行为变得很不顺的时候，起初他将责任都归结到仙子的前男友身上，后来意识到这种思路最终吃亏还是仙子，“显然我女儿——已经芳龄二十六——经不起轻易错过佐藤大郎这样的对象了。”[注]所以在后面同佐藤家的相亲见面会上他一改以前的态度，大方地承认了自己从前犯的错误。“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讳言我犯过不少错误。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民族及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当中，也有我的一份。这我承认。您看到了吧，佐藤博士，我毫不掩饰地承认。”[注]这种认错马上换来了佐藤谅解，“我相信您对自己太苛刻了，小野先生。”[注]，从策略上来说，小野的确是“正确”的。不过这种认错与小野真实的内心想法是相悖的，事后他曾表露心迹“当然啦，我必须承认那天晚上某些时候令我感到痛苦，同时我承认，如果不是情势所迫，我不会那样毫不犹豫地作出那种关于过去的申明”。[注]这生动地暴露了一个投机分子的嘴脸。小野们从来都是私利至上，民族、国家等等都是此类人牟利的工具，如果战争能够给他们带来实利，他们就会兴奋地鼓吹、发动、参与，丝毫不会顾及其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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