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考研有新变化!我的答题和思维又该如何变化(2021年数学一考研真题)

昨天，2021考研时间正式确定，初试时间安排在了2020年12月26日至27日。

今天，研招网又出了2021考研管理规定的五大变化。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在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我们的报名、初试方式、进入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调剂细则都更具体更明确。

时间定了，要求也出了，我们的准备真的要严阵以待起来了。
但9月我们的答题和思路还在爬坡和提升中，除了做好充足的理论、案例、数据、好句积累，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些各大院校初试考察的背后，已经不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要求我们去理解媒介和传播本身，还需要我们借媒介和传播之力去理解社会、理解社会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昨天中国人民大学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新增三名副校长。其中有一位就是从事传播学与公共传播研究的胡百精教授。

而同时兼任人大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胡百精教授所研究的公共传播，其实就是一个借传播之力去理解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关系的视角，理解好这个概念，你的答题和思维就能上升一个层次。
虽然公共传播听起来有点抽象，明确考察的学校并不多，但其实它可以被广泛地运用在我们的答题中，让我们的论述上升一个层次!我们先来看怎么用这个概念，然后一起来理解公共传播这个专题。
（框架图）
一、公共传播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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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概念本身直接考察
1. 简述公共传播对社会治理的角色与作用。（2020中国人民大学，学硕872，简答）
2. 公共传播对公共治理的意义。（2018复旦大学，简答）
3. 公共传播。（2017四川大学，名词解释）
分析：
一些比较热门的老牌院校考察直接考察过公共传播的概念以及对社会治理的作用，那这个不用说，你直接背诵理解就完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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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考察
1. 2018年 8 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出：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请结合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谈谈你对这个表述的理解。（2020中国人民大学，专硕440，论述）
2.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以内容建设 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机制为保障，推进全媒体传播”，请谈谈你的认识（2020中国传媒大学，学硕814，论述）
3.互联网上人人都能发声，使得治理难度很大，如何降低谣言和假新闻的危害? （2020中山大学，学硕838，简答）
分析：
这一类题虽然没有明确考察公共传播，更多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治理的角度考察，这个时候你需要联想到公共传播，公共传播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协商和参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必然是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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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措施类的题型进行考察
1.论述多元社群互动传播环境下如何有效地构建社会认同。（2020中国人民大学，专硕440，论述）
2. 运用公关理论分析为何产生网络舆情热议，并说明如何引导？如何塑造社会理性？（2020中国人民大学，学硕610，论述）
分析：
我们在答措施类题目的时候，常用的一个思路就是从不同主体的角度进行思考：政府、媒体、公众、法律，如果我们在答完多元主体后再用公共传播这个概念进行升华和总结，那么我们的论述就上升一个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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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建设性新闻的角度进行考察
1. 建设性新闻（2020清华大学，学硕618，名词解释）
2. 建设性新闻的缘由、特点、趋势（2020西南大学，专硕334，论述）
分析：
建设性新闻是去年的学界的研究热点，建设性新闻的提出其初衷也是为了推动社会向善，提倡新闻从业者秉持着“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现实向着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而这一思路无疑切 共传播的方向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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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新闻工作者的培养进行考察
1.请谈谈全媒体时代如何提升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2020南京师范大学，613b，论述）
2. 全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和责任（2020四川大学，916，论述）
分析
全媒体时代我们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实现从新闻工作者到公共传播人才的转型，更加注重其在知识传递、关系建立、数据分析上的能力。
二、什么是公共传播
公共传播指的是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活动与现象，旨在促进社会认同与公共之善，它是诸如互联网革命、传播生态变迁、现代性转型和全球化进程加剧，以及知识层面跨学科融合的产物。
多主体、多中心正是今日传播生态的基本境况，也是公共传播概念得以成立的现实前提之一。以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件为例，我们已经很难站在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或公众等某个单一主体的立场或视角考察传播的要素、过程、结构和效果，而必须获得多元主体互动、协商的整体框架和办法。
三、公共传播介入国家和社会治理
1.作为治理对象，首要的是依法治理公共传播，保障多元主体表达、交往、对话的权利，亦适配对等的责任。当然，法治也有其局限，舆论的问题不能全然交付法律解决，遑论法律难以全面覆盖、灵敏响应所有议题和新技术场景下的公共传播问题。
同时，针对舆论和公共传播的各项规制本身亦需从公共协商中得来。规制内容和方式虽由立法权威主导，但其本身的合法性却绕不开公共协商。譬如在新冠病毒扩散早期，8 名医生因网上传播疫情信息而遭 “造谣”罪名训诫。后因民意奔涌，媒体、专家介入讨论，最高人民法院予以 “平反”。
2.作为治理动能和手段，公共传播的未来之计在于转向公共协商、拓展协商民主。从必要性看，与其忧惧公共传播加剧现代性转型风险和认同危机———忧惧的一个“本能”反应便是强力管制，不如主动为其辟出正当、合理的出口。正当即符合现代治理的基本价值、精神和伦理，如平等、包容、参与、协同、共享、可持续等。合理即尊重传播规律，响应治理现代化需求和新技术革命大势，关怀人的尊严、权利和公共生活境况。
在今日公共传播时代，人之 “被照亮”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渴望进入公共空间、参与意见竞争，以呈现自我、连接他者和世界。这说明公共传播只能向前发展、有所升进，而实难重返单一话语时代。
3.【案例】仍以新冠肺炎事件为例，公共传播转向公共协商的必要性和潜质在事件中全面显现。疫情爆发初期的信息封禁引发严重社会焦虑和不满，恐慌、愤怒情绪持续蓄积，政府公信力、决策正当性和治理能力受到质疑。及至政府推动信息公开，职业媒体持续供给事实，专家权威意见介入，多元对话大体通畅展开，焦虑与信心、不满与期冀、恐慌与理智、批评与建设等突性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呈现和比较，众志成城抗疫的整体共识恰于此达成。
四、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
第一重困境是信息的飞沫化
机构和精英主导了web1.0 时代的海量信息生产，普罗大众则基于 web2.0平台进一步贡献了无量无际的内容。面向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像在在大海中注入一滴水，于人可能视而不见，于“海”则不增不减。人们告别了从报章上剪下一篇“健康窍门”、 “养生大全”的历史，公共卫生部门、ngo、商业医疗机构、媒体开始主动调研和筛查目标人群。即使精准定位人群，这些机构传播的健康信息、知识和倡导也极易飞沫化，弥漫空中，瞬时消散。
第二重困境是传者的去中心
互联网在技术结构上的“去中心化”被复制到它所影响的社会交往领域，技术意义上的平等、开放和民主为人们提供了改善现实的广阔想象空间。但是， “去中心”未必自然形成理性建设性的“多中心”， “去中心”之后很可能遭遇“无中心”的风险和灾难。
第三重困境是大众生活的“社交媒体化”
报刊、广播和电视皆延伸了人的特定感官，互联网首先融合、强化了这些延伸，进而通过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有关人的在世状态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社交媒体改造了人们对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支配方案，勾划了新的生活路线图。
更进一步，当社交媒体把普通个体转变为问题的提出者、答案的质询者，直至成为自主自觉的表达者，话语权的再分配就得以实现，阻碍这种再分配的传统范式将被不断被破坏、戏谑，或者干脆被忽略、遗忘。
五、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出路
一是重构“一”与“多”的关系
确立“一”、接纳“多”，进而于对话中寻求多元共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认同危机，说到底是如何在现代性情境下重构“一”与“多”的关系。
这个“一”在政府治理和市场规制层面即国家干预，既赋予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的合法性，在社会治理层面，这个“一”即公平、正义，兼顾发展和美好。在心灵秩序层面，这个“一”即传统信仰、道德的复苏与革新，从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创造新的人，创造新的社会秩序”。
由此出发，多元主体围绕“时代病”展开公共讨论，表达各自的主张和诉求，进而谋求可能的共识。这种多元一体的共识，并非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同意。例如，围绕“何为公共利益”，不同主体所论虽异，却并未滑向彻底对立或简单趋同。各方始终保持着对公共利益问题的辩论、协商状态，以期逐步发现和扩大共识。即便所愿未遂，维系对话本身亦成为一种共识。
二是为达成多元共识创造条件、规则和环境
多元共识并非自然生成，它往往取决于如下因素：承认多元主体的平等地位；开辟畅通的沟通渠道，构建敞开的表达空间；养成表达能力、公共理性和公共讨论伦理；营造多元协商的氛围、文化和法律、政策环境。
在具体问题和情境中，鼓励对真问题、元问题的捕捉、辨别和讨论，从而确认可协商的议程；提供足以支持各方论述的事实基础；合理设置多元协商的预期和结果，譬如追求价值共识、认知共识还是行动共识？抑或兼而有之？追求完整一致的认同、公约数式的共识还是彼此承认？
同时，公共讨论应与行动者的实绩关联互动，彼此给予持续强化的正向反馈。当大企业主动革新，总统和政府积极推动立法，中产阶级有机会参与城市和企业管理，工人和农民改善了生活处境，各方对始于沟通、导向立法的改革路径的信心也随之增长。
三是构建始于公共传播、导向立法和公共政策优化的多元共识机制
此中有三个关键节点：媒体通过报道事实和揭示问题，为多元共识提供认知层面的事实基础和可供协商的价值选择；广泛的公共讨论为达成行动或偏好性共识创造现实可能性；基于立法和公共政策优化凝聚、巩固多元共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体在公共传播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既要基于事实和问题设置议程，也要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围绕“时代病”形成畅通的言论渠道和有效的行动网络。但媒体终归是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中的角色，亦有其力所不及或过犹不及之处。
譬如改革既要反映事实和问题，更要拿出整体和具体的行动方案；不仅要动员舆论，而且要诉诸立法和政策创新。公共传播和多元协商的价值恰在此处：正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也直面个体的局限性，倡导公共讨论和多元共识，不悖公共性且持续反哺之。
六、作为公共协商的建设性新闻
建设性新闻是指 “在新闻生产加工中运用积极心理学技巧，以期创造建设性的积极效果，且持守新闻核心功能———提供事实的新兴新闻形态”。若将建设性新闻观念的兴起置于公共传播、多元对话、自由与秩序关系重构的宏观语境之下，则可厚植其理论根基，获得某些新的理解。
一是建设性新闻以协商民主和社会整合视角
建设性新闻旨在促成改变媒体———公共协商重要参与主体的新闻生产偏好，为多元主体达成公共偏好提供三个现实支撑:事实、解决方案和积极行动意愿。放任多元意见竞争，极易导致无序、虚耗、非理性的众声喧哗，或同质意见简单聚合。
为此，有效的公共协商须以充分的事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作为讨论基础，否则泛道德化、泛政治化、泛娱乐的非理性论争势必压倒理性对话。当然，各方也要抱持强烈的对话、参与意愿，既不漠然疏离、“退回个体”，亦不固守个体偏好、为对抗而对抗。建设性新闻恰可于事实基础、解决方案和对话意愿三处发力，在改变媒体自身偏好的同时推动各方偏好转换。
二是建设性新闻以促进公共协商、达成多元共识为导向。
在公共协商的框架下，所谓建设性、积极并非与破坏性、消极截然分立，评价的核心标准在于从采访到叙事是否有助于促成公共讨论而非陷入疏离或对抗，有助于调适协商过程和场景、增进对话理性和品质，有助于供给充分事实并使各方获得更完整的判断、达成哪怕最低限度的共同理解，有助于多元观点的有效表达且为之提供理由，有助于提出、辨识、解释关键问题、议程和解决方案并安排其优先序列，有利于抵达共识、倡导积极行动。
一言以蔽之，建设性新闻的 “建设性” “积极”即促成公共协商、达及多元共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与之相应，建设性新闻的积极中立原则亦可更明白地表述为: 提供可对话、有共识的事实真相和解决方案。
三是建设性新闻应增益公共理性
多元对话并非易事，须遵循正当合宜的程序或价值规范。哈贝马斯基于普遍语用学分析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将之操作为对话伦理的基本规范:真理宣称、正当宣称、真诚宣称。“说话的人必须向听者证明自己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是真实的，关于道德规则的表述是正当的，关于内在情感的表述是真诚的。”
七、面向社会的公共传播人才培养
平台社会的兴起与公共传播时代的加速来临，使公共传播人才的培养与供应成为新闻传播教育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未来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公共传播时代对公共传播人才的融合生产、公共连接与专业精神三大能力的培养要求。
1.注重“知识传递”的能力训练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公众对信息的需求由“告知”逐步转向“阐释”，这一点在财经领域尤为明显。未来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交叉的培养模式，为专业媒体及其他组织机构提供既掌握传播技巧，又掌握经济金融知识的高级应用型传播人才。注重对新闻传播人才“知识传递”的能力训练。
2.注重“关系建立”能力的训练
从公共传播的能力需求来看，交互设计注重对学生“关系建立”能力的训练：在内容产品已由“观看”转向“体验”的当下，“交互”作为“关系建立”的核心路径，意味着产品使用的技术可用性、可理解性与愉悦性。未来通过新闻传播学与设计艺术学、用户行为研究等学科与领域交叉的培养模式，为专业媒体的新媒体部门以及互联网公司提供类似“产品经理”的高级应用型传播人才。
3.注重“数据分析”能力的训练
从公共传播的能力发展来看，大数据传播注重对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训练：立足平台社会的语境，数据是平台运作的基本要素。通过对数据进行挖掘并以可视化形式呈现，公共传播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方法无法揭示的规律进行识别，从而更好地指导传播实践。
未来需要通过新闻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技术等学科与领域交叉的培养模式，为专业媒体以及智库、研究院等其他组织提供既懂传播又掌握多种数据分析技术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胡百精.公共协商与偏好转换：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实验的公共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2]胡百精，杨奕.社会转型中的公共传播、媒体角色与多元共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行政关系，2019.
[3]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

解决方案[j].国际新闻界，2020.
[4]胡百精.概念与语境：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
[5]胡百精，杨奕.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j].国际新闻界，2016.
[6]张志安，冉桢.平台社会语境下公共传播人才的培养[j].青年记者，2020.

主编：羽生生
编辑：猛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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