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考研重点考点解析笔记(二)

原标题：中国古代史考研重点考点解析笔记（二）

四、秦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公元265年曹丕代汉）

考点详解

（一）秦统一专制集权国家的建立

1、原因

（1）经济原因。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国富兵强，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物质基础。

（2）政治原因。长期战乱，人心思安，统一是大势所趋。各国变法废分封、置郡县，推行中央集权，为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春秋战国期间民族、地域间联系加强，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为统一提供了可能性。长期争霸之后，局部统一已经出现。

（3）策略原因。秦始皇网罗人才，制订全国统一的策略和部署。秦灭六国后，定南越，击匈奴，筑长城，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2、措施

（1）政治方面

创“皇帝”称号，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确立皇权至高无上。

中央设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各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和职能以处理日常政务，都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最终的裁决权。这些官僚可由皇帝随时任免，概不世袭。

废分封、置郡县。

扩大军队。

改法（《法经》）为律，创制秦国最早的成文法。

（2）经济方面

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权；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迁豪销兵；决川防，修驰道。

（3）文化方面

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焚书坑儒。

（4）对外政策

北征匈奴。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夺回河套，设置九原郡和34县，由内地迁入三万户，并在战国旧长城基础上，修建临洮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南开五岭。在“百越”之地，先后设置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并发“七科谪”五十万人戍边，与越人杂处。

至此，秦疆“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3、意义

（1）结束战乱局面，符合历史潮流，奠定统一基础。

（2）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各族人民安定交往提供条件，符合各族人民愿望。

（二）汉承秦制与“文景之治”

1、汉承秦制

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军队系统、法律制度和编户制度的继承。

（1）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又略有改变。

中央仍是皇帝制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沿用三公九卿制。西汉中期以后，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改称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九卿名称亦略有变化，其地位与职责稍有不同。

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刘邦曾先分封，后又诛杀和废除楚汉战争分封的大部分异姓诸侯王，另外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未分封的地区仍实行郡县制。诸侯王国的地位高于郡，其太傅和丞相的品秩亦高于普通郡守。

（2）军队系统。军队以南北禁军为中央常备军，此外还有郡县预备军。皇帝是军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免太尉、将军、卫尉直至郡尉，郡国军队由中央调动，诸侯王和郡守无权发兵。

（3）法律制度。在《秦律》基础上，西汉萧何制定《九章律》，废秦律中夷三族及连坐之法，于《法经》六篇上增“户”、“兴”、“厩”三章。

（4）编户制度。制定严密的编户制度，登记全国人口，据以征发兵役徭役，征收租税。

2、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1]，“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改“抑商”为“便商”，“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厉行节俭，以恢复农业生产，增强国家财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统治秩序，最终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富强的局面，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是西汉初期黄老之术在国策上的体现，其本质是西汉统治者鉴于暴秦亡国教训而作出的积极调整，它表达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长治久安的愿望，并为汉武帝实施“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景之治中“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在于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某些对农民有利的政策，实际上对地主和商人更有利，如减免田赋后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亦有利于商人地位提高。

3、七国之乱

汉初刘邦为拱卫中央而分封同姓诸侯王，结果反受诸侯王国离心离德甚至觊觎皇权之害，故文帝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则采纳晁错建议实行“削藩”政策，这使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六国，勾结匈奴、东越、闽越贵族，以“请诛晃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叛，后被周亚夫平定，七国被废除。景帝遂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权力，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政事，王国地位渐与郡县趋同，中央集权得以进一步加强。

（三）汉武帝与西汉的强盛

汉初70余年的积累，使得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的西汉王朝进入空前繁荣，但诸多矛盾并未消除，汉武帝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

1、政治方面

（1）建立“内朝”或曰“中朝”，以制约丞相。皇帝将侍中、给事中等头衔加诸低级侍从近臣、贤良文学，使其出入宫廷商议军国大事，逐渐形成内朝，并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所组成的外朝之上。

（2）建立新选官制度[2]。汉武帝继续推行“举贤良文学”，“上书拜官”和策试等制度，同时设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选拔出身低微的才能之士，并设太学选拔考试合格者任官，这充实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3）置十三部（州）刺史，按六条问事，行监察职能，用酷吏监视和打击地方“强宗豪右”。

（4）削弱郡国实力。颁推恩令，规定诸侯王之位只由其嫡长子继承，其余诸子皆在诸侯王国范围内受封地，作为侯国，令诸侯王国愈分愈小，其势力益弱。颁“阿党附益之法”，禁止诸侯王与地方官交通勾结。颁“左官”律，以诸侯王国官为“左官”，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员，亦不得入中央朝廷任官，防止诸侯王网罗人才。颁“酎金”律，若诸侯朝贡酎金成色不足，则不免夺侯削爵。

2、经济方面

（1）统一币制。中央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禁止郡国铸钱，以五铢钱为全国通行货币，旧币一律废止[3]。元鼎四年（前113），武帝下令改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故亦称“上林三官钱”。规定“三官钱”为全国通行的统一货币，旧时的货币一律作废。由于“三官钱”质量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收到了统一钱币的效果。

（2）盐铁官营。改汉初盐铁私营为官营，在大司农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事务，以增加国家收入。

（3）均输平准。均输即由国家在全国各地统一征购、运输货物，平准即国家购销货物以平抑物价，前者可抑制富商巨贾垄断市场，后者可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4）算缗告缗。算缗即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向官府自报财产并据此纳税。告缗即凡有告发商人有隐匿财产或呈报不实者，官府将没收财产之一半分给告发者作为奖励。此举增加了中央政府收入，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

▲3、思想方面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抛弃黄老无为，实行有为政治，强调“大一统”，“君权神授”，“刑德并用”，“纲常伦理”。

（2）“引经决狱”以强化儒家思想，加强统治。

4、军事方面

（1）建立期门军和羽林骑。

（2）建立八校尉。其士卒皆由招募，属职业军人，这是中国古代募兵制的开端。

（3）击败匈奴，提高中原政权的地位，“汉人”一词出现。

（四）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改制

1、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后期，繁征苛敛和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加之长期对外战争，损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之戍，此后边事渐少，徭赋减轻，社会逐步安定，秩序逐步恢复。

如何评价汉武帝？

列宁说：“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有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汉武帝是对中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秦始皇所创立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经过汉武帝的发展才巩固下来的。随着各民族的日趋融合，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汉武帝所开疆域为今日之东方大国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所创设的强化中央集权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对国家统一的要求，安居乐业的要求，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而既得利益者，是贵族和大官僚地主，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商人。

（1）原因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和铁官徒起义不断，限田限奴婢之议遭外戚反对。成帝、哀帝时期，贵族官僚骄奢淫逸，然王莽折节向学，赢得声誉。哀帝死，平帝即位，王莽辅政，随即操纵国政。

（2）内容

王田制度。宣布天下土地均归朝廷所有，不得买卖，称之为“王田”。

奴婢政策。宣布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以示人道。

“五均赊贷”和“六筦”。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政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生产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

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模仿《周礼》改易官名、地名。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印绶。将原有汉朝所封之王尽改为侯。多次发动对外战争。

（3）影响

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在危机之下的一次自救运动，王莽试图以土地和奴婢政策为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统治危机，但终以失败告终。

（4）失败原因

王莽自身的局限性。

改革脱离现实，比如币制改革。

改革中用人不当。

（五）刘秀与东汉初期政治

1、光武中兴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以“柔道”治天下，学习刘邦一切从简的做法，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史称“光武中兴”。

2、加强东汉统治的制度和措施

（1）政治方面

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退功臣，进文吏”，大多数功臣享受待遇却不参与政治。如伏波将军马援因身为外戚而不得列入云台28将功臣图像之内。

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扩大西汉成帝开始设置的尚书四曹为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设尚书6人，称为六曹，分掌行政、人事、司法、外交等事宜。尚书台遂从秦代主管殿中传达诏令的少府属下的卑小官职，逐渐演变成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朝廷中枢机构，朝廷和地方的诸般政务完全通过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

加强监察。加强州部刺史以及司隶校尉的监察职能。西汉刺史奏事须经三公审核按验，再转给皇帝裁决，东汉则刺史权力增大，并直接奏事于皇帝，而不再经过三公（尚书台的设置和刺史制度的改革，遂使三公行政权限大为缩小，实际变成名义职位）。东汉司隶校尉系京畿地区的军政长官，它不仅掌管京城洛阳及其附近三河、弘农和三辅地区的军政大权外，还可纠察三公以外公卿大臣，甚至在廷议中的位置也尊处九卿之上。

加强军权，废内地郡国都尉，集军权于中央。建武六年（公元30年）罢除郡国都尉官，废除都试制度。次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全国武备与对外征讨，由京师卫军担当。这时卫军除卫尉所统卫士外，虎贲、羽林、五营校尉兵均为父子相袭的世袭兵，已不同于西汉轮番宿卫制。这些方面的变化表明，在军制上亦反映出皇帝集权的强化，同时也标志着秦、西汉以来的征兵制，已开始走向解体。此外，裁减合并地方官衙，计有郡国10所，县邑道侯国400余所。

（2）经济方面

释放奴隶和囚徒。安置流民。精兵简政，组织军队屯田。

实行度田。建武十五年下诏州郡“度田”，即清丈土地数量，核实户口数字。其背景是东汉初年豪强隐瞒土地和依附农民，偷漏国家田租赋税，造成垦田和户口不实。其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进一步限制豪强土地和依附人口数量。其结果是由于地方官吏与豪强贵戚勾结，弄虚作假，将赋役负担向贫苦农民身上转移，以致大姓兵长处处并起，武装抗拒清查。刘秀被迫让步，安抚和镇压结合，停止度田。度田失败反映了豪强权势下东汉政权的软弱无力。

3、地主庄园

（1）所有者：其核心是功臣集团和刘氏皇族、外戚。

（2）特点：聚族而居、自给自足综合经营、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特别强、向武装化、堡垒化发展。

（3）影响：庄园内部阶级关系相对缓和，能相对有效的组织生产，但宗族、徒附和奴隶所创造的财富多为豪强地主所攫取，国家愈加贫弱，政治愈发不稳定。

（六）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

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外戚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终致黄巾起义。

1、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令士人荣进无门，士人遂与官僚集团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他们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是为“清议”，在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2、党锢之祸。东汉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在舆论和政治上打击宦官，宦官亦操纵皇帝镇压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双方斗争愈演愈烈，终至桓帝、灵帝年间，李膺、陈蕃、张俭等人被宦官指为部党，图危社稷，其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尽被免官禁锢，是为党锢之祸。

（七）汉代的社会结构

汉代的社会结构主要由地主阶级（西汉初诸侯王、异姓王和军官），编户齐民，奴婢和流民，豪强地主（东汉以降）以及庄园中的依附农民所组成。

（八）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1、代田法。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农民生产经验发明的轮耕之法。赵过亦推广耧播之法，挽耧播种，日种一顷，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2、《汜胜之书》。汉成帝时议郎汜胜之撰写的记载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区田法，即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适用于山岭阪坡和城邑附近土块狭小的地区。

3、国营纺织业。西汉的丝织业比较发达，主要是官府经营的丝织业作坊，突出的是首都长安的东、西织室，齐郡临淄（今山东淄博）的三服官和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

4、蔡侯纸。东汉和帝时，任尚方令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采用树皮、麻头、旧布和破鱼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更好的植物纤维纸，非常便于书写，当时人称“蔡侯纸”。后来造纸术逐渐传到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往欧洲，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秦汉的农民起义

1、陈胜、吴广起义。

（1）原因：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骊陵、筑长城），严刑峻罚，土地兼并，加之秦二世昏庸，赵高专权，民不堪其苦，遂暴发起义。

（2）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以“伐无道，诛暴秦”为口号，“削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建立了“张楚”政权，沉重打击了秦朝暴政，为推翻秦王朝奠定了基础。

2、巨鹿之战。陈胜、吴广败后，项羽、刘邦成为起义军主力。公元前207年，项羽率楚地义军歼灭章邯、王离所率之秦军主力，解巨鹿之围。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激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斗。巨鹿一役，秦王朝军队基本被消灭殆尽，整个战局为之扭转，此役为起义军最后推翻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

（3）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改制时期，各地农民不断起义，后义军逐渐汇合为三支，即活动于今日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公元23年，绿林军领袖拥汉宗室刘玄为帝，国号汉，年号更始，王莽遂派兵围其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率援军与守城义军外合里应，莽军大溃。昆阳之战摧毁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4）黄巾大起义

东汉以来，太平道在民间广为流传，其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于184年发动起义，起义军以黄巾包头称“黄巾军”，东汉王朝对起义军分割击破，黄巾军遂败。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利用宗教形式周密计划，长期准备而发动的农民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力足以瓦解东汉王朝，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沉重打击了强调纲常伦理的东汉儒学，最终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中落、玄学兴起的局面。

（十）秦汉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1、白登之围

西汉前期（刘邦到武帝即位前期）60多年，汉匈之间的关系以和亲为主。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汉高祖亲率军30余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遇伏被困七天七夜后脱险。

2、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即位后，意欲截断匈奴右方的援兵，因大月氏系匈奴的死敌，故于公元前138年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拘禁十年后得便走脱，越葱岭，经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抵大月氏，尽管张骞未达目的，但了解了沿途地形风物，他是西汉开辟西域交通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张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国以求联合抗击匈奴，尽管出使目的未达到，但是张骞在乌孙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此后，汉武帝连年派遣许多使宫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在波斯湾西北岸，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二河会合处）、黎轩（又作犁靬，即大秦。这里是指当时附属于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诸国去。汉文化随着这些使官广泛地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以打通被北匈奴控制的南道，至鄯善国杀匈奴使官，至于阗国杀匈奴监督官，鄯善、于阗等国王都派儿子到洛阳做侍子，隔绝五十八年的西域再次与汉交通。次年，班超废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疏勒人意愿改立疏勒故王子。

公元91年，北道龟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班超继而控制焉耆，至此葱岭东西路通，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4]

3、民族关系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征主要具有地域性。北方战乱不断。西部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南方地区开发融合加强。其发展趋势则是强大的中原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理，边疆各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虽有战争，但合作与友好往来是主流，这反映了农耕文明的先进性，说明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4、丝绸之路

新疆地区很早与中亚各国往来，张骞出使西域使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交流频繁，为此，汉朝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其通道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今甘肃兰州）出发，经敦煌、楼兰（即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主要在在今阿富汗境内），向西到达安息（即今伊朗）、条支（即今伊拉克一带），最后到大秦（即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成为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丝帛锦绣、铁器、漆器以及铸铁和凿井技术沿此路西传，同时西域的良马、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也输入了中国。

（十一）秦汉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1、统治思想的演变

秦专任法治→汉初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后期符瑞灾异、谶纬神学依附今文经学流行→东汉时王充《论衡》对谶纬神学不彻底的批判

2、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文帝时，一些儒家弟子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作记录而形成的经典即今文经。汉文帝时经学博士以及汉武帝时五经博士皆由今文经学家担任。古文经系用秦统一之前的篆文写成，西汉末年刘歆整理时经典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有异，且篇章亦多出不少，这些新发现的经典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古文经学则看重“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古文经学注释和训诂方面的大师是许慎、马融和郑玄。

今古文经学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发展，但其实质是儒家内部争夺“禄利之路”，是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在歌颂先王显圣，美化古代社会制度以及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这三者上是一致的。

3、乐府、散文和汉赋

汉武帝时设立掌管音乐的政府机构即为乐府，乐府收集的民间歌谣即为乐府诗。

两汉散文名篇有西汉贾谊《过秦论》、《治安策》，晃错《贤良对策》、《言兵事书》。

汉赋流传至今有百余篇。前期为骚体赋，如贾谊《吊屈原赋》；中期为散体大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后期首推扬雄《甘泉赋》。

4、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或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死年不详。司马迁曾于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此后开始撰修《史记》（《太史公书》）。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6500字。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和政迹；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列传主要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书是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广阔地反映了3000年的社会历史面貌。《史记》首创纪传体体例，成为历代正史的规范，为“二十四史”之首，它取材广泛，考订审慎，记事客观，观点进步（项羽入本纪，孔子、陈胜入世家），文字优美，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都有很高地位。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入《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入“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汉书》在中国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和影响在于“十志”。《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

书》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反映了当时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缺少的资料。但与《史记》相比，《汉书》缺乏批判精神，是封建史书的典范。

5、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人，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精通天文历法。东汉安帝时任太史令，曾撰《灵宪》一书，比较正确的阐释了许多天文现象，发明了水运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对当时的谶纬神学思想形成有力打击。

6、张仲景和华佗

东汉最著名的医家是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为治病救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②，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晋人王叔和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金匮要略》一书，则是杂病的病症、病方的汇集。张仲景被后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

与张仲景同时的华佗，精医道、方药和针灸等术。尤精于外科手术。用“麻沸散”麻醉患者，能打开腹背，为肠胃等内脏做手术。华佗所编“五禽之戏”是一套健身操，常练有祛病延年之效。

五、魏晋南北朝

考点详解

（一）曹操统一北方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1、董卓之乱

公元189年，灵帝死，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其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外戚与宦官争权再起。并州牧董卓勒兵进京，废少帝，立献帝，诛异己，临朝政，纵兵于洛阳周围烧杀抢掠，史称董卓之乱。各地州牧、太守和豪强纷纷以讨伐董卓为名拥兵自立，开始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2、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曹操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官渡之战系历史上以弱性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

3、三国鼎立

220年曹操病死，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刘备夺荆州，占益州，吞汉中，221年称帝，国号汉。孙权有江东六郡，又占岭南，袭杀关羽，夺回荆州，229年称帝，国号吴。此谓三国鼎立。

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有三：

其一，东汉豪强势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性，改剌史为州牧又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二者的结合成为三国鼎立的政治原因。

其二，中国经济重心所在的北方在长期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南方经济和西部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这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原因。

其三，军事上吴蜀联合足以自卫，但又无力消灭强大的魏。地理形势的易守难攻，相互割绝，使三国在军事上形成某种均衡。这是三国鼎立的军事原因。

三国鼎立结束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三国区域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全国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魏蜀吴三国的政治与经济

1、屯田制

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民屯就是招募流亡农民，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几十人为一屯，在屯田官吏管理下，垦荒种地。屯田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政府，不服徭役，但不许离开土地。让士兵一面戍守，一面屯田，叫军屯。屯田的实行，发展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军粮供应，此所谓“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物质基础。魏建国以后，继续推广屯田制，并使它更加完善。

2、诸葛亮治蜀

政治上限制豪强、整肃吏治、严明赏罚、任人唯贤，和抚夷戎。经济上兴修水利、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发展生产。民族关系上积极平定南中，促进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推动西南地区的开发。

（三）西晋的短暂统一及其政治经济问题

1、占田、课田令

279年西晋灭吴，实现了短暂的统一，遂颁布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又规定可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最多可至九族。

原因：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是战国、秦汉以来土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晋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土地兼并渐趋严重，占田、课田之法可以加强国家对自耕农民的控制，及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征发。

优点：首先，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比屯田制下要轻，而且解除了强迫劳动，有利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可以鼓励人们开垦土地。

局限性：政府没有相应措施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田可占，政府不管农民是否占足限额都按相同标准征收田租。

2、户调制

西晋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口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有所减轻；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比率较低，负担还是增加了。而西晋灭亡后，东晋南北朝仍有实行，至太和九年(485年)均田制实施后，户调制才废止。

3、八王之乱

西晋宗室间争夺皇权的变乱。与乱者主要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顒、东海王越。

（四）十六国与南北对峙

1、永嘉之乱

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山西），国号汉。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遣刘曜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杀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晋朝官民对此无法忍受遂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或“衣冠南渡”。

南渡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准备，大量侨州侨郡的设立，深刻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

2、侨置郡县

为安置中原流民，东晋在侨民大量集中的地方设置与他们北方籍贯同名的州郡县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并规定侨户另立户籍，免租免役。满足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利益，有地望可继续保持高贵地位和参政，又可控制大量不纳租服役的依附人口，政治经济利益都得照顾。

3、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军八十余万试图一举灭掉东晋，东晋宰相谢安派谢石、谢玄等率兵八万迎战于淝水。结果东晋以弱胜强，击败企图统一全国的前秦。此役确立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影响：自永嘉之乱至淝水之战，北方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诚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此时南方司马氏在侨姓大族和吴姓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政权，相对安定，江南得到空前开发，经济迅速发展。随后，南北冲突加剧，东晋三次北伐，前秦意欲统一南方，终致淝水之战。此战之前，中国南北各族以战乱、分裂和民族冲突为主要特征。淝水一战，南北对峙局面形成。随后，北方有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北魏孝文帝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民族大融合出现。与此同时，南方门阀士族势力衰落，以军功新贵为主力的寒人兴起，南方陷入政权更迭之乱。

（五）东晋、南朝的门阀政治与寒人的兴起

1、门阀、庶族

门即门第，指家世族望；阀即阀阅，指功绩资历。门阀初指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累世显贵之家，其后形成为以门第阀阅为依据的等级制度和观念。门阀世族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至南朝开始衰落。门阀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朝政，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形成强大的政治、社会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自秦至西汉，封建官僚的仕进尚不受门第阀阅所限制，不少公卿出自于寒素之家。东汉时，由于世家大族垄断察举征辟，操纵乡闾清议，门阀观念逐渐形成。在东汉末已习以为俗。但门阀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则是在魏晋以后。士族亦称世族、势族、甲族、高门、冠族、旧门、著姓、右姓等，与庶族相对。南北朝、隋唐时身份性地主。东汉时逐渐形成。三国魏时，实行“九品官人法”，促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在政治上有特权，垄断仕途，并合法荫客，分割国家纳税户。其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膏梁、甲族、冠族、着姓、右族、华腴、旧族、高门之名。在学术上，以经学礼法传家，并实行“身份内婚制”，不和庶族通婚。两晋为士族鼎盛时期。东晋时，三品以上官职几乎全由士族担任，后经农民战争冲击，江南生产力发展，庶族地主经济上升，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落。至南朝，士族已丧失部分权势。北朝少数民族掌权，士族势力始终不及南朝时强大。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士族势力受沉重打击，“名虽著于乡里，身未免于贫贱”。唐时，士族仍有相当政治地位，不少宰相出身士族，但已丧失垄断仕进与合法荫客之权。有些士族为考取进士，轻经学而重诗赋。“身份内婚制”开始打破，与庶族通婚。五代以后，士族地主势力日趋衰败。

庶族是门阀之外的地主阶层，他们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只能担任低级小官，被排挤在上层社会之外。东晋末年至南朝，庶族势力逐渐兴起，执掌了军政大权。

2、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是门阀士族政治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王导、王敦是北方士族代表人物，拥立司马睿为帝，政在王氏。门阀政治发展到顶点，“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晋书》卷117），皇帝无实权，形成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大族轮流执政局面。

3、祖逖北伐

祖逖是两晋之际的著名北伐将领。晋末大乱以后，祖逖挟宗族数百家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并向时任镇东大将军的司马睿提出了带兵北伐和收复中原的请求。司马睿遂拨给他千人廪和3000匹帛，让其自行募兵。祖逖于极端困难中北伐，招抚坞壁，屡破石勒，进至荥阳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正当他准备乘胜北渡黄河，扫清河朔之时，晋元帝司马睿任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北方六州军事以牵制祖逖。祖逖见北伐无成，于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年)忧愤死于军中。

4、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实行“士断”改革，即撤消侨置郡县，侨民入当地郡县户籍，同土著一样纳租服役，同时对大族隐瞒人口进行严厉清查。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继续推行刘裕的改革，在士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并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措施，与民休息，使得刘宋前期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宋文帝元嘉之世（424-453年）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宋文帝刘义隆与北魏的战争失利，国力削弱。刘义隆死后宗室骨肉相残，479年禁军将领萧道成自立为帝，国号齐，宋亡。

5、侯景之乱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众4万余只剩下800人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东魏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景之乱梁，历时五年，令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

6、门阀士族的衰落与寒人的兴起

门阀士族的衰落原因：九品中正制使士族门阀平流进取，坐享高官厚禄，只知享乐，不图进取，反而加速了自身腐朽；士族为维护特权，使自身处于孤立封闭状态，置于其他阶层的对立面，一旦受打击无法补充力量恢复生机；士族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劳动者的反抗，田庄日益衰败没落。

门阀士族不喜任武职，而寒人却以军功作为进身之阶，南朝四代皇帝和将领功臣都来自寒门。为了加强皇权，他们表面上优容士族占据高位，但使其有职无权；以寒人任官职低下的中书通事舍人，参与机密，专断政务。为了控制地方，寒人皇帝把宗室子弟封为诸王，以寒人为“典签”监视诸王和州剌史，位低权重，由此出现“惟闻有典签，不闻有刺史”的局面，“寒人掌机要”使庶族逐渐掌握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取代门阀士族打下了基础。

（六）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1、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1）原因：北方战乱，南方偏安。北人南迁，劳动力、技术南播。南方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较优越。

（2）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端。兴修水利，推广小麦，栽培水稻，普及牛耕。

隋唐五代时期加速。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迅猛发展。

两宋时期完成。粮食产量、各行业技术水平、贸易规模和城镇数量均超过北方。

（3）影响：南方摆脱原始状态，南方发展转而带动北方发展，全国经济整体发展。

2、土断

两晋、南朝时重要措施之一，即以土著为断。指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其旨意、方法因时而有差异。西晋武帝太康五年（284），咸用土断，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以纠九品中正制之流弊，是为土断之始。晋廷东迁后，大司马桓温和太傅刘裕分别主持了“庚戌土断”和“义熙土断”

（七）北魏统一北方和孝文帝改革

386年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471年北魏孝文帝元宏即位，490年孝文帝继续把改革推向更高阶段。

1、孝文帝改革的社会背景

日益成长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落后的旧部落制之间的矛盾，皇权与旧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北魏统治者与中原汉族地主的矛盾；鲜卑贵族与北方各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只有更好解决这些复杂矛盾，才能巩固政权。

2、改革的主要内容

（1）实行“班禄”，整肃纪纲；

（2）推行均田制，限制土地兼并；

（3）实行“三长制”，打击地方大族，加强中央集权；

三长制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孝文帝太和十年（486），纳内秘书令李冲建议，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掌为每四年造一次户籍，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及照顾孤贫老弱等。邻长可免除一夫征戍，里长二，党长三。推行三长制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对于贯彻均田令、发展生产和加强中央集权均有利。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三长制之行，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4）实行新租调制；

（5）迁都洛阳，有利于控制全局，争取汉族地主支持；

（6）实行汉化政策，胡汉贵族合流，消弭民族矛盾。

3、改革的意义

是北方民族融合和鲜卑贵族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门阀士族的恶性发展，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巩固和改造了北魏政权，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总体上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孝文帝是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

（八）北魏末年的社会矛盾

1、六镇起义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政治中心南移，由鲜卑人兵将镇守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大军事重镇地位下降，时值朝廷将“府户”即流放户和死囚发此六镇充戍，六镇兵将对府户残酷压迫而致民怨鼎沸，加之连年旱灾饥荒，六镇起义爆发，沉重打击北魏政权，后引发关陇、河北起义。

2、河阴之变

这是北魏末年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一次政变。魏末各族人民起义后，尔朱荣与汉族地方豪强势力勾结，先后镇压秀容一带起义，兵势日盛。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胡太后毒杀魏孝明帝元诩指皇女婴为皇子，立以为帝，后改立元钊为帝。尔朱荣以报孝明帝仇为由挥兵洛阳，在河阴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自为侍中，都督军事。后尔朱荣溺胡太后和元钊于河阴，又以祭天为名集合迎驾百官，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害全因朝臣贪婪残暴、不辅君主，纵兵杀王公卿士两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后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而专制朝政。

（九）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1、过程

三国时期曹魏与北方，蜀汉与南中，吴国与山越各有交流。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至黄河下游，北方汉族迁到江南。

南北朝时期以北魏孝文帝之改革最为显著。

2、表现

（1）民族大杂居局面的形成。

（2）胡族的汉化和汉族对胡人看法的改变。

（3）汉族从人种到饮食、器用等文化诸方面都吸收了胡族的新鲜血液。

3、意义

丰富了河朔文化和地方六朝文化，这二者成为盛唐文化的两大来源。

（十）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1、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其思想意识的主流就是玄学。魏晋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为“三玄”。玄学就是探讨“三玄”的玄妙深奥之学，它是揉和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特征是以老庄“贵无”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的纲常名教，为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进行辩护。实质是主张门阀专政，君主无为，巩固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

（1）产生的历史背景

儒家思想的破产。东汉王朝崩溃后，儒家的等级、礼乐、天人感应等不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孝忠仁义也不能再欺骗人民。门阀士族需要寻求更有效的精神武器。

官僚士大夫由“清汉”转向“清淡”。东汉时“上议执政，下讥卿士”，无所顾忌。两次党锢之祸，不敢再议论时政，转向玄虚的“清淡”。

三国以后，政权变化无常。地主阶级对当权政府信心不足，又不敢明确立场，为了明哲保身，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安慰。

（2）玄学的代表人物和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在曹魏后期，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思想核心“贵无”，“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有是从无产生出来的。不否定儒家纲常名教，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听其自然就能维持名教。要君主“无为”，为门阀士族掌权制造理论。

第二阶段在魏末晋初，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二者对立，崇尚自然，批判名教。行为实践中也故意蔑视礼法，惊世骇俗。

第三阶段在西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认为“有”是自然存在，万物由其自身“独化”而成。主张“名教即自然”。就是认为一切现存事物，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都是自然的、合理的，要人民安份守已，成为完全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哲学。

2、史学发展

（1）私家修史风行，史学名著多有。

《三国志》和《后汉书》是历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两部名著。《三国志》作者陈寿，原仕蜀汉为观阁令史，蜀亡后入晋任著作郎。刘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引书达140种，字数与原书相当，或补阙、或备异、或惩妄、或论辨，与原书具有同样的价值。

今本《后汉书》中“纪”、“传”部分的作者是刘宋的范晔，而诸“志”是从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移植的。

（2）南齐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

（3）梁释慧皎《高僧传》是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上起巴蜀的传说时期，下止成汉的灭亡，记载了西南地区的历史、风土及人物。

（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最为突出，不仅是地理名著，亦是文学和史学名著。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系城市地理专著。西晋裴秀提出绘制地图的原则，并绘制了《禹贡地域图》。

3、书法

三国钟繇转隶书为楷书。东晋王羲之楷书已臻完美境界，亦擅行书、草书，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其子王献之亦是著名书法家。

[1]黄老之术属原齐国稷下学宫一派，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并不是一味消极的完全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学说，与老、庄思想不同。汉初六十年，它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主张刑德并用，教化先行，顺民之情，与之休息。陆贾《新语》是其代表作。

[2]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故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之说。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所以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到武帝时，军功地主已经没落，而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

[3]西汉初年，国家财力不足，铸币时轻时重，刘邦时用一铢钱，文帝时用四铢钱，武帝初用三铢钱，后又改用半两钱。由于货币的大小、轻重、规格不一样，造成币制的混乱。加上民间地主、商人和各郡国私自铸钱，更加剧了币制的不稳。为了解决私人铸劣钱营利造成的币制紊乱问题，元狩五年（前118），武帝初令郡国铸五铢钱。

[4]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六国分割成五十五国。公元一六年，王莽断绝西域的交通，匈奴乘机又征服西域诸国，实行报复性的剥削。诸国不堪命，要求汉统治的恢复，非常迫切，但东汉国力较弱特别是后期政治黑暗，内争激烈，无意远图，西域不能象西汉那样久通，自汉光武帝至汉安帝呈三绝三通不正常的现象。

第一次绝——公元16年至73年。原因是王莽乱后，国内元气未复，避免与北匈奴接触。

第一次通——73年至77年。击走北匈奴，取伊吾（又称伊吾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交通恢复。

第二次绝——77年至91年。原因是不愿引起对北匈奴的战争，放弃伊吾。

第二次通——91年至107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班超经营西域完全成功。

第三次绝——107年至124年。原因是汉官庸劣，被北匈奴及一部分西域国攻击，朝廷召回汉官。

第三次通——124年以后。班勇击走北匈奴，葱岭以东又通。班勇以后，渐成半通状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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