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科学发展对研究生科学方法论意义探微(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摘要：对中西方科学发展的问题进行全面的阐述，对于工科研究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本文主要从思维方面进行简单的探讨，主要通过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同时夹杂着同西方科学思想发展的简单对比，论述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从而阐述现代研究生掌握科研方法论的重要性。
引言
研究问题要有背景和假设，对于中西方哲学和科学孕育的背景在这里主要考虑包括地域气候因素，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论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由于古代人们居住地气候和地形不同，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诞生出了不同的思想行为，从而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然后随着生产条件的发展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延申。哲学思想引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指导人们进行生产实践，从而使人类更好地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
大部分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明诞生于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周围为山地环绕，而沿海与腹地间的联系，被连绵不断的山脉与沙漠所分隔，广阔海域上半岛和岛屿交错分布，海上交通便利。地中海的气候湿润凉爽，雨水适宜。中国文明在起源期是多源起源，但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其潜在土地资源丰富，当时黄河流域多森林，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这样的地理环境导致古西方人民注重对海洋的探索，会更倾向于冒险精神的培育，导致抽象思维的诞生和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此相反的是古代中国诞生于广袤的平原，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孕育的是具体事物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
要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确定什么是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包括各种学科的计算或假设思想，这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广义的科学思想应该包括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哲学和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情，在古代没有现代科学的情况下，讨论思想的变化是我们了解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下面以中国古代朝廷的更迭为主线进行讨论，夹杂着一些关于同时代西方发展的思考，内容包括自然观，方法论，宇宙观，科学技术观等方面。
一、原始的商周
中国商周时期，政治和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统治着人民。“顺、天”思想是古代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关于自然的认识，比如《诗经·豳风·七月》这一篇文章就反映了农事和时令之间的关系，人们根据“天”来安排农事和生活。根据《周礼》记载，当时为了统计战利品和进行领地的分封，度量衡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其余的事物，各项划分的也是条理清晰，这是对事物进行辨别的表现。辨别是进一步探讨事物相互联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商周人民特别重视的思想，抛开现代理论的框架，以当时的思维来看，这一方法是先进且实用的。但是那个时期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没有太多的关心，经常孤立地看待事物，这就容易陷入片面的思想漩涡。
二、迸发的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百花齐放的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等，每个学派都有其特点和思想上的闪光点。“ 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自然观从之前的天命向天人合一发展，表示自然观在神学统治下的初步解放，这个时期的科学思想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道家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浩大飘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道法自然”的自然观，之后《庄子》一书则展开了充分论证。天地有限，而“宇”无穷，是《庄子》无限宇宙论的基本思想。墨家的“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交相辉映。“阴阳五行说”指导人们建立新的世界观，试图用其去解释自然、音律、医学和其它未知的事物。其中阴阳概念源自于向阳和背阴的认识，是人们对于事物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从细致出发推广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讲究平衡的概念。五行学说是这个时期最终的产物，从最原始的五行相生过渡到五行相克，最终形成了相生相克的概念，这和西方的“四元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影响了数千年之久。其中《墨经》认为五行相克并不是绝对的主从关系：“五行毋常胜，说在宜”，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几乎同等重要，这和我们现代的自然辩证法中的量和质之间的关系相吻合，但这并不是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因为人们急于将世界上的一切因素都包罗在五行框架之内。“气”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物质观，是一种神秘的同阴阳五行的抽象的概念，关于它的记载大都是依附于具体事物存在的，所以这个时期有个特点就是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体现了务实的态度。物质观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墨经上》：“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其认为万物有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存在—“端”，这个和西方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交相辉映，但“原子论”认为世间万物是由原子组成，以这个理论作为基本元素来解释世界。许多西方的科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之一就是缺少逻辑，古希腊和春秋战国处于同一时期，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科学的鼻祖之一，将逻辑思维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形成的“三段论法”至今活跃在科学界，而古中国当时正处于“百家争鸣”，逻辑思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注重形式，比如惠施、公孙龙等，但是在当时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不是主流；一类注重结论和内容，这是影响了以后很长时间的观念。
三、秦汉和魏晋时期
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科学发展是春秋战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发展，思想上更加先进，具体表现在数学、宇宙观和自然观等方面。
秦汉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百家仅剩下几家依然活跃，天人感应思想由于独尊儒术而变成主流。但是这种思想限制了逻辑三段论，相对于道家来说不够发散，与墨家相比有缺少些严谨，与我们熟悉的“中庸之道”有些类似。古代有“律历一体”，律数为万世根本，自然也会是历数的根本，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另外“浑天说”和“盖天说”在当时是针锋相对的两种宇宙观，两者的优劣通过数学和观测结果确定，但是其理论具有不规范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讲究玄学的“ 自然”，开始由抽象的理论转为具体的应用。相对于秦汉，“浑天说”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一些学者试图结合数学的理论计算天形的大小并结合自然现象去完善这一理论。“ 自然”重点在于剥去了外加于数字身上的神秘油彩，只研究数字本身的相互关系，从而出现了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等一批数学著作，除此之外在

医学、农学和地理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其限制了理论的发展。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科学思想出现了返古的情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削弱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复苏。但由于南北朝时期“ 自然”的影响，医、农、生物等方面更加注重结论和应用，对原理大为排斥，导致这个时期的书籍对原理的介绍微乎其微。这个时期产生了新的理论，但却没有对旧的理论进行批判，而一直试图去产生联系，这对科学发展是致命伤害。炼丹术作为一种实验发展而成的学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最大的贡献应该是火药的发明，虽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验的进步，但其思想和目的是落后、原始的。
五、宋元明
宋元和明朝前期为古代中国科学的巅峰，“ 自然”向“天理”转换，其中思想的变化在于对自然界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伴随产生的还有“格物 致知”，欲探索事物的本质。“格物致知”初见于《礼记·大学》，书中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沉寂了几百年后，由于理学的产生及理学家的阐述而焕发生机。朱熹注释的“格物”在当时影响最为深远，其认为“一物格而万理通”，并强调万物皆可格，即分门别类的对事物进行研究。“致知”一说影响深远的当属王阳明的“致良知”，忽略其“心学”的理论，“知行合一”作为研究者的指导流传深远。由于“格物致知”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在自然方面的运用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当时的科学方法论是相当先进的，学者们强调观察和分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药物的分类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另外包括归纳、演绎和类比等逻辑思维也大有发展。但是所有的方法论同以前一样，基本都是包含在所研究的问题之中，各自为战，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实验作为衡量科学是否诞生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军工方面有了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的学者具有广泛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是进步的起点，因而大凡有成就的学者都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学则须疑”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摆脱“阴阳五行论”和“气”的基本世界观，导致始终不能突破传统的观念，结合后来的变化证明在没有强烈外界刺激的情况下，难以打破人们心中固有的观念。
六、衰落的明清
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西学东渐，统治阶级对其并没有排斥，但阻止其向普通人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科学的广泛性和创新性。另外由于没有谦虚的态度以及为了维护统治，“西学中源”思想诞生于明末清初，壮大于康熙年间，导致人们骄傲膨胀以至于面对西方日益发达的现代科学，从而只能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走，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结语
1、中国古代逻辑思维是存在的，但几千年来没有形成完善而严谨的体系，纵观各朝各代有关逻辑方法论的应用都是蕴含在学术典籍中，没有产生《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和《工具论》（培根）这种典籍，所以从根本上也难以诞生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实验，前文所陈述的一些仅仅是试验（实验的萌芽），导致古代中国科学的道路是曲折的。
2、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地步，和他们当时的宇宙观和科学观有很大的关系，在科学的头顶上，始终笼罩着阴阳五行、气和 这些非自然的神秘主义。
3、单纯的理论知识但对于社会进步没有作用，而仅仅保留科学技术和结论，就会陷入泥沼之中难以脱身，这两者都不会促使人类进步（古中国和古希腊），所以理论和发明创造同样重要，两者相互依存，共同进步，才会最终有可能形成科学大繁荣的局面。
4、另外，学则需疑，只有怀疑时才会踢去旧以来新意，促进思想的繁荣发展，怀疑之后还要大胆批判，这个批判是建立在充分的验证之后，即“大胆假设，小心验证”，这样科学才能不断地繁荣和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