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女性领袖及其和平组织的相关文集整理、传记类著作与...(云南大学民族学考研)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女性领袖及其和平组织的相关文集整理、传记类著作与论文的问世。


女性领袖及其和平组织的相关文集整理、传记类著作与论文的问世。

简·亚当、艾米丽·g.鲍尔奇、克里斯托·伊士曼的文集分别由艾伦·f.戴维斯（allen f.davis）、马西德斯·m.兰德尔（mercedes m. randall）、布兰茨·w.库克（blanche w.cook）等人整理成书，她们关于和平、战争、国际主义、两性协作等方面的文章被囊括在内。1935年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平文集从1987年开始着手缩微工程，既收录了简?亚当斯等20世纪初期主要女性和平领袖的日记、手稿、通信、文章、宣传册、书评等，而且整理了一战期间美国妇女和平运动的核心组织——妇女和平党、1919年苏黎世大会重组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ilpf）总部及美国分部（美国分部是妇女和平党改组而成）的会议记录、报告、通讯、简报等。亚历山大出版社（alexander stree）开启了一项国际女性与社会运动的数字工程，来自多个国家、多所大学的妇女史权威学者参与其中，国际妇女和平运动是他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有关这些女性领袖的传记类著作、论文亦不少见。早期的传记多由她们的亲朋撰写，如詹姆斯·林（james webber linn）为他的姑母亚当斯作传，玛丽·g.佩克（mary gray peck）为她的好朋友卡丽·c.卡特作传，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传记多由专业研究者撰写，纪实性与研究性兼具，传记的种类也随之增多，如简·亚当斯的传记多达十余种。克里斯恩·e.歌温（kristen e.gwinn）以鲍尔奇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讲述了她的一生。杰奎琳·v.沃利斯（jacqueline van voris）书写了卡丽·c.卡特通过从事女性参政权、和平运动的历练从一个本土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的一生。

孔福尔蒂尼指出了人物传记、女性和平组织内情记录的三重意义：一、它们复原了重要人物和重要活动的轨迹和观念，这些历史轨迹常常被“传统”历史学家（主要指男性视角的学者）忽视；二、通过这些历史记录，学者们可以窥探一战前后女性和平活动家对和平与女性主义的探讨，并发掘出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轨迹；第三，它们为当代女性主义和平活动呈现了角色模板、榜样和理论基础。在此，孔福尔蒂尼道出了原始资料的价值，它不仅为研究者的观点例证，而且对原始资料的解读本身是一种互文性和情境性研究。

第三，在妇女和平史的推动下，和平研究的领域扩大、研究主题多元化，专题性研究与综合性研究增多。卡迪尔·c.孔福尔蒂尼（catia cecilia confortini）指出，1960年代妇女和平史把女性作为历史分析的核心点，揭示在古代或近代女性在和平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们所宣传的观念。由此，一战期间女性和平群体及女性和平组织的挖掘，一方面推动男性史学家承认妇女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地位，如查尔斯·f.豪利特（charles f.howlett）整理了1991年之前美国和平运动史的参考文献及史料，妇女与和平被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另一方面，社会性别概念及理论运用到妇女和平史，产生了女性主义和平史。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探究基于生理性别差异形成的一种社会的、符号建构的二元对立，社会性别史就是分析“社会性别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形式下运作”，基于此，女性主义和平史强调社会性别是独特而平等的，女性由于其母性光环，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与培养者，因此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建设性力量。在此理论指导下，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一）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女性和平思想、女性和平实践、女性和平组织的研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国际主义成为研究妇女和平理念的关键词，她们的和平活动及其对社会性别结构产生的持续性影响成为女性主义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玛丽莲·费舍尔（marilyn fischer）是简·亚当斯研究的专家，她从简·亚当斯主持的社会公共服务、参与的劳工运动与和平事业出发，利用“母性修辞”来探究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来源与发展。鲍尔奇与卡丽·c.卡特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妇女和平党是一战期间美国女性和平运动的核心。1919年苏黎世大会之后，妇女和平党更名为wilpf美国分部。玛丽·l.迪根（marie louise degan）的《妇女和平党史》1939年出版，1972年扩充修改，是第一本研究妇女和平党的专著。该书的研究基点是，将美国第一个独立的女性和平组织——妇女和平党的成立视为这一女性群体基于共享的和平理念对战争的积极回应，是对美国和平运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该书史料详实，相当于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索引资料，但是叙事性强，分析不够深入，把报纸、期刊上的报道、评论作为研究妇女和平党领袖的动机、思想的一手史料，也是值得商榷的。布兰茨·w.库克在该书基础上写就了一篇文章《妇女和平党的合


作与不合作》。约翰·m.克莱格（john m.craig）分析了妇女和平党的社会性别差异，不同分部的领袖对待“作为培育者，女性更加珍视生命”这一女性特质态度不一，利用这一道德工具来推动和平运动的程度不一，正是这一“难题”预示了1920年代公共女性主义的普遍衰落。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独立女性和平组织的成立既是对男性主导的和平运动的反抗，又是后维多利亚新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群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妇女和平党宣传的“母性话语”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与男女分离但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观念有关。其次，它受到超越性别、阶层、种族、地域等界限的民族主义战争体制的影响。

凯瑞·a.福斯特（carrie a. foster）悲观地将1915-1946年wilpf美国分部的和平努力认定为一部失败的历史，原因是男性掌权者未能尽到争取和平与自由之职责。这一悲观论点的逻辑是，女性是和平力量之源，但未与男性平权，因此女性的和平行动是“失败”的，而“失败”并非女性群体自身所致。福斯特对男性与女性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定位实际上延续了妇女和平党及wilpf所宣传的“女性是和平的，男性统治是暴力的”本质主义论，而这一忽视了女性群体内部在战争与和平事宜上的多元主张。同时，她没能意识到美国男性精英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构建，推动国际关系的和平化，很大程度上是在践行女性的和平理念。

（二）关于一战期间美国女性和平运动的综合性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研究思路。（1）妇女和平运动是妇女运动甚至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哈里特·h.阿隆索（harriet h.alonso）认为，1914年之前，美国女性主义和平意识已然觉醒，这源于19世纪女性对废奴、禁酒以及女性参政权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和平事宜上升为一项女性事业，女性和平运动便是从妇女参政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帕特里夏·w.德尔垂（patricia ward d’itri）从跨国视角指出，一战爆发后，和平成了国际妇


女组织的共同目标，女性借助这一国际网络积极充当“调停者”角色。（2）女性和平实践推动了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苏珊·m.麦克法兰（susan may macfarland）的政治文化史视角独具一格，她利用资源动员理论、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交叉研究来探究被政治史学家忽略的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运动（fpim），分析第一代自主的大学生如何以反战女性的社会角色表达她们对和平的关切、形成公共意识、把思想和信息转化为决策体制。苏姗指出，虽然她们的和平目标没能立即实现，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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