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 民族志书写与民族志诗学的价值及意义

??民族志书写与民族志诗学的价值及意义

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对文学和人类学转向的探讨，不仅强化了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文本具有的丰富史料基础上，有力地促成了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进程。就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诗歌这一类型的认知而言，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文本具有的民族志及民族志诗学特征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口头论述阶段到学理观照和文本论证阶段的变化。由此可见，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视角的少数民族诗歌观照与理论回溯，既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价值和诗学谱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少数民族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的边缘地位和“失语”状态。可以说，从“文化书写”层面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的体认与观照，对建构少数民族诗歌诗体价值，消减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文本经验性、感性的民族志和民族志诗学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三要素的重视，虽然指明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本质属性和类型特征，但由于少数民族诗歌历来被归为民歌、民间长诗、神话史诗及口传演述形式的民间诗歌，这一本质属性和文体特征的归类使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遭受了诸多的误解。这种历史认知与现实境况，不仅使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价值及意义无法得到应有的体认，更影响着少数民族诗歌在新诗百年历程当中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判断。少数民族诗歌“是世界的实际内容；没有主体在表现它，却客观地存在着”[21](28)的尴尬现状最显著的表现即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诗歌史主流著作中的“缺席”和“失语”。因而，在新世纪重构诗歌史的背景下，如何定位与建构少数民族诗歌的价值谱系就成了重要的命题和时代诉求。我们看到，凸显某个民族和地方的人及其文化价值的民族志书写，对民族、地方、人及文化的价值判断与意义探寻，呈现了少数民族诗歌在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从民族志的视角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文化书写”的价值观照与意义提升，对建立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自信心，缩减少数民族诗歌与现代诗歌的距离，建构现代诗歌当中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价值谱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话语既是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是诗歌艺术的本体特征。“‘话语’在语言上指一个比语句或命题更广泛的意义单位，在文艺批评中又可指‘文本’。”[22]民族志也具有格尔茨所说的“解释之解释”的符号学特征，传统(民间、口头的)与现代(书面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亦是表现对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过程。自发的少数民族民歌、民间长诗、神话史诗及口传演述形式的民间诗歌发展是“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化”过程，可理解为历史上民间形式的少数民族诗歌口头创作或文本记录与流传过程，对应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具有的民族志诗学传统和史实。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诗歌表现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诗歌创作，是一种“解符号化”的过程，可理解为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围绕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三要素进行的诗歌挖掘，对应少数民族诗歌具有民族志特征的文化“深描”。苏珊·朗格指出：“推理符号系统——语言——能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周围事物同我们自身的关系。”[23](66)就少数民族诗歌而言，“推理”即创作、书写、翻译、整理，苏珊·朗格所说的推理符号系统和语言的过程，既说明了少数民族诗歌内部民族志诗学特征的“符号化”过程，又能够阐释其民族志特征的“解符号化”过程。因而，在“文化书写”层面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符号学层面的民族志和民族志诗学认知，既能够较为完整、合理地呈现、还原、概观传统与现代形式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文本特征，又能够在现代汉语诗歌版图中构筑少数民族诗歌本体性意义和符号体系。

将少数民族诗歌置于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层面的回溯及考察，既能够在民族志关于民族和地方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诗歌本体性的价值谱系和话语特征，又能够从语言、意义及符号等层面理清少数民族口传诗歌传统和现代书面形式的民族诗歌的历史渊源及传承关联。这种历史承续通过“借用具体民族志文本，可以在文学和人类学之间寻找民族志形成的过程”[24](14)，以呈现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对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探讨形成的话语共识。因而，从民族志和民族志诗学理论给少数民族诗歌带来的直接性认知上看，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对民族和文化的意义属性、社会结构分析及解释，不仅是从民族和文化的诗性视角建构少数民族诗歌的诗学话语和特征，更建立起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文本及诗学话语的文化意蕴。可以说，凸显“文化书写”和“文化诗性”的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能够使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文本的本体性诗学价值与艺术地位得到彰显，并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民族文学入史问题[25]提供一种新的探索路径。

显然，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及文本的民族志及民族志诗学体认，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了新诗百年发展历程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价值和诗性本体。我们看到，由于民歌、民间长诗、神话史诗及口传演述形式的民间诗歌(包括口头传承和书面文本形式的民间诗歌)早在现代诗歌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在民族和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相对系统的语言、韵律、修辞传统及审美结构等特征。在当下学术界注重总结与反思百年新诗发展方向的背景下，意蕴深厚、形式丰富的少数民族诗歌作为现代诗歌的“母体”和“基因库”，最有可能建构百年新诗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曾以20世纪50年代“古典+民歌”形式的“新民歌运动”和80年代的民族寻根思潮作为发展潮流，凸显了少数民族诗歌在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基于少数民族诗歌的传统与时代发展趋势，体认作为“文化书写”“文化诗性”建构的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的少数民族诗歌，既能够明确其在百年新诗中的话语价值与诗学意义，也有望推动百年新诗的创新与发展。

四、结 语

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是关于远方异地某个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观念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写诗(也有写小说)的方式或直接以诗歌文本的形式来写作田野调查报告，是西方文化诗学、人类学诗学及民族志诗学等流派进行文学人类学探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文化书写”层面来看，文化诗学和人类学诗歌一派在人类学家进行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强调了文化的主体性价值；民族志诗学一派侧重于民族口头诗歌的翻译实验，即口传文化的诗歌转换与诗性建构。虽然形式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他们都强调与表现了“文化书写”和“文化诗性”的重要性及价值。

由于少数民族诗歌在本土、本民族、本文化的写作特征与民族志田野调查关于远方异地某个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存在诸多重叠和共通性，以及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队伍的形成(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诗人，如韦其麟、巴莫曲布嫫等)，在作为民族和地方的“文化书写”这一层面上，以民族成分、语言、题材三项基本要素为标准的现代少数民族诗歌显然是文学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也即文化书写)，传统的民间长诗、史诗等民间诗歌演述和翻译，不仅是一种民族志诗学，其具有的记录人类起源、社会变迁的价值，使其本身就是一种厚实的民族志。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26]的少数民族文化寻根写作潮流(属于80年代的民族寻根思潮)，即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追认、再现及时代阐释过程中，凸显了“文化书写”的书写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和民间诗歌作为具有民族志和民族志诗学的“文化书写”特征的创作类型，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既表现了其“文化书写”的价值和影响，同时也发挥着推进少数民族诗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

质言之，以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诗学的理论视角观照与定位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及文本特征，既能够生成少数民族诗歌自身的价值谱系，构筑少数民族诗歌本体性的批评话语及意义符号体系，更能够呈现少数民族诗歌在百年新诗发展历程当中的诗学特性及文化内蕴，并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百年新诗的创新与发展。由此，基于20世纪初的民族志理论、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诗学理论及20世纪末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转向，将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和文本作为一种“文化书写”和“文化诗性”建构的本体性定位，既能够将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感性论述和经验描述慢慢上升为学理性、本体的认知和共识，更能呈现少数民族诗歌作为现代汉语诗歌重要类型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